【第三十一 下十一 章】
竊意：丹之治水，注知其為注之他國者，本無他證，只以下文‘以鄰國為壑’語推説也。然當時顧未必有久潦之水，只是如河濟等水，若或由我之境而有汎溢沮洳之患，則遂為之堤防而退之耳，如漢（曹）〔賈〕讓[1]之説可考。（曹）〔賈〕讓奏言：‘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汎趙魏趙〔魏〕[2]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是河水西抵趙魏堤，亦東汎齊矣。’竊意：此等乃桓公所謂曲防之一端，而即亦崇伯塞龍門之餘智也。夫曰‘近起戰國’，豈非桓文之際猶申先王之禁，諸侯有所憚而不敢為；降至七雄，國大勢專，人人得自為鯀，而不難以鄰國為壑也。白圭於其中必是更有心匠，排置得及人所不及為者也，故得以此自許。又禹只是因洪水不得已之勢而應之，使民復舊居而食舊耕而已。圭則乃於無事之時出意用力，有能縮水而增陸，使之居不居之地者；有能退水而申疆，使之墾不墾之土者，既非好戰之攸取，又為牧民之奇策，故終得自許為愈於禹。然豈知水之為道，必隨勢傾軋，則若利於己，必害於人。己則蒙利於有限之頃，人或貽害於不虚之地。以天下統計之，利亦無幾，而害者無訾，孟子鄰國為壑之責為此也。又豈知水之為道，人力曲防，則沙礫不散，曲防之久，潰裂必至，故雖得目示之小利，必為日後之大患。白圭治水之功，適為後代河渠之濫觴，而得失有驗矣。孟子洪水之慮為此也。
丹於治水之際，雖有激轉，而何至如堯時之洪水乎？然而孟子以為既不知水道而使之逆行，則是亦所以為洪水之漸也。隨其所及，縱不至天下罹災，其為災類而不在治類則明甚。初何嘗預論於禹之事類，而反以為愈，不亦過甚乎？○就論世弊，定有不可勝舉者，然而孟子未嘗枚言之，惟就其大關處，必充類而防其微。論重斂則直以為桀，論輕斂則直以為貊，與此章論到洪水者，同一其警世刺動處也。而理本固然，有不可易者，俗士其無以論之太過，而反生疑端也。
丹之治水，不過葵丘五禁中曲防一事，而又是曲防中一端也。則仁人之所惡固不止在此，偶因白圭之言而特記此一事者，容人推類，使得仁人之心也。蓋事有意在於害人而為之者，害固不大，而人亦易知；惟自以為利益於人而實有其效者，人不但不知其害，抑或反以為善，則其邪説之惑人也，有不可勝言矣。故大學必戒為善之小人者，此也。到此連記二章，使學者有以例求，以得夫邪説所以病世害道底關由耳，寧不微密？又可見聖賢之心，有若遠情絶俗，而究竟所以人不可識者類此矣。何不從大意本心上，求以為得真辨邪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