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勤务简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实行预防为主，在人民群众协助下，战胜了各种困难，维护了部队健康，完成了救治大量伤病员的任务，从而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且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卫生勤务经验，壮大了卫生工作队伍，建全了卫生勤务组织，提高了疾病防治和战伤救治的水平。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保存下来的很少。这里侧重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实施卫生勤务的一些情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6)的卫生勤务 指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内战，到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为止的一段时期。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反“围剿”战争，以及两万五千里长征等。最盛时红军达三十余万人，有十多个根据地，但到达陕北时，只剩三万余人。十年的发展与挫折，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实行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战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培养了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1931年成立中央军委前，部队无统一编制，卫生工作也处于分散状态。1927年10月在井冈山的茅坪建立第一所红军医院，院长曹华林。其他根据地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医院。1928年毛泽东提出办好医院是建设根据地三件大事之一。当时医院多利用民房、祠堂、庙宇或就地利用竹木自建。由于医务人员和药品缺乏，有时连碘片也付缺如，采取中草药和西药并用，处方至多一日量，小手术常在无麻醉状况下进行。攻占城镇时，从药店购得部分药材分发部队使用。
1929年12月闽西古田第九次代表大会第八项决议“优待伤兵问题”中提到，“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医院要“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要改进医疗作风和伤病员待遇等问题。
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同年11月25日组成中央军委，下设军医处，处长贺诚，医务主任陈志方。次年改为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医政局长陈志方，保健局长彭真和姬鹏飞，药材局长唐一贞，医院管理局长滕宗曦。1933年春傅连暲率长汀福音医院到瑞金，傅连暲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
军委成立时，辖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一些军团或军。一方面军卫生部长彭真。四方面军原先以总医院体制领导卫生工作，院长邵达夫、苏井观等，1935年改为方面军卫生部，由苏井观任部长。1934年二、六军团组成湘、鄂、川、黔苏区总指挥部，卫生部部长为戴正华、贺彪。1936年改为第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为侯友成。
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武装起义的医生有段治忠、李宝山、王云霖等；参加“秋收”起义的有刘荣辉、吴树隆等，参加“广州”起义救护工作的有贺诚、柯麟等。到长征前，担任过各根据地医院或军团卫生部领导干部的有张令彬、姜齐贤、张典吾、李谷生、何复生、饶正锡、戴济民、林之翰、戴淑先、罗化成、吴洪清、邹思孟、周安灿、陈义厚、谷广善、陈春甫等人。孙仪之、钱信忠、戴正华、王斌等医生也在此时期参加红军。美国医师马海德于1936年到陕北任卫生部顾问。
中央军委1931年末筹建卫生学校，次年2月开学，校长贺诚兼任，后由彭真、陈义厚继任，教育长为王斌，共办十期，培养三百余名医务干部。长征时，学校改为卫生教导队，在行军作战的空隙上课。第一期毕业生有： 张汝光、游胜华、刘放等廿余人。
第一次反“围剿”始于1930年末。此后每次战役都有不少伤员，仅中央苏区的1～3次战役中就有5341名伤员。(其他战役或其他根据地伤员数未查到资料。)1933年1月19日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下达关于战救工作问题的通令，确立了各级救护工作的基本原则。中央军委1933年6月15日颁布红军部队每连有卫生员一人、团卫生队编制为134人（含担架队），师、军和军团卫生部编有野战医院（卫生队）；战役中布署兵站医院、伤员转送站、预备医院和后方医院。对战救要求极严，要求在战场上“不丢失一名伤员”，后方则是“一切为了伤病员”。1933年先后颁布了《卫生法规》、《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和《卫生员工作大纲》等文件。对战俘伤员给予同样治疗，不许歧视。
由于生活艰苦、病员颇多，主要为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肢溃疡，提倡预防为主，在部队广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1932年1月13日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的文章，同年5月1日内务部颁布《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9月21日总卫生部转发一方面军卫生部《第三次卫生会议卫生决议案》，12月23日军委决定每伙食单位设一专职卫生员。同年《健康报》和《红色卫生》创刊，又出版了《军人卫生常识》小册子。1933年3月内务部颁发 《卫生运动纲要》，7月10日军委颁布《军人体格检查制度》，10月10日训令“广泛开展卫生运动”，10月27日颁布《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
因药材来源困难，除用中草药土法生产一部分和购买外，要求战役、战斗中缴获的药材一律上交统一分配，1932年军委对此有专门训令。
从所能得到的资料，可以看出党对指战员健康的重视和在极困难条件下的积极开展卫生工作的情况。那时已执行对卫生人员和报务人员等技术人员优待政策。反“围剿”战役中解放的医务人员自愿留下工作者，都给以优厚待遇，充分信任。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卫生勤务 抗日战争从1937年7月7日爆发，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为止，此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战争的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由于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经过八年抗战，中国解放区遍及十九个省区，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我军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余人。为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委卫生部驻延安。贺诚赴苏联学习。抗战期间先后担任部长的有姬鹏飞、姜齐贤、孙仪之、饶正锡等。马海德为顾问。苏井观、傅连暲等转入地方卫生系统工作。八路军下属三个师，115师、120师、和129师，担任过师卫生部长的有：戴正华、谷广善、白备伍、王雨田、曾育生、贺彪、钱信忠、叶青山等。
新四军是由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分散队伍汇合而成，各级卫生机构均须重建。1937年组成军医处，聘请沈其震博士为军医处长，戴济民为副处长，从大后方和上海吸收一批医生、护士参加。初编时有四个支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改称卫生部。沈其震赴延安，由崔义田任部长。支队扩编为七个师。担任过师卫生部长的有李振湘、张化一、吴之理、齐仲桓、林士笑、叶果、栗秀真（女）、林震、王雨田和李兰炎等人。
抗战期间参加过我军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医生有：白求恩 （加美医疗队）、柯棣华（印度医疗队）、罗生特和福莱（奥地利）、米勒（德国）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还多次派队来医院工作，其中一些人参加了我军。
随着我军逐步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分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建制为师、旅、团、营、连；地方部队是团和大队，或独立支队，还有不脱产的民兵。师、旅有卫生部，均有休养所或医院，团卫生队也有休养所，均设在根据地中心区。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师所在地的军区也有相应的卫生组织。
军委1942年作出要大胆使用新吸收的技术干部，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决定。在当时和后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还十分重视护士工作，将每年5月12日（南丁格尔诞辰）定为“护士节”，毛泽东并为之题词。
抗战期间的物质条件比十年内战时期有很大的改善。敌人虽然封锁，但还是可通过商人购进药材。1942年后团卫生队有小型器械装备，可以进行异物摘取、切开排脓、痔切除等手术。多数旅卫生部有腹部手术器械和显微镜。师的装备更为齐全，有的师还可作细菌培养。1942年后开始使用磺胺。各师均通过商人买进医药书刊，对提高全军医学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我军进行的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卫生工作也是很成功的。当时的情况是： 敌占领较大的城镇并控制交通线，建立伪军和伪政权，掠夺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以达到以华养战的企图。我则以正规军分散下去，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扩大武装力量与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根据地分为中心区和游击区。中心区距敌据点二、三十公里。游击区在敌据点周围，为我部队经常活动地带。为了减少暴露，休养所工作人员和患者多穿便服，医疗装备轻便可随时带走。平时轻伤员包扎后送到休养所，重伤病员有时要通过封锁线送上级医疗机构治疗。我攻敌据点时，将手术组调到据点附近，术后伤员送中心区。如敌扫荡时，轻患者出院随队行动，重患者由医护人员带领去“打埋伏”（躲藏）。在山区多利用山洞穴，河网区则以船只在芦苇深处游弋，平原区则高度分散，还可送到敌据点附近进步人士家中藏居。有时敌突然进攻，患者只好临时躲入青纱帐中或进入坑道（有的地区挖建有坑道医院）。措手不及时，只有依靠群众认为亲人，保护伤员。待敌撤回据点后，再集中治疗。我军医务人员平时为群众治病防病，密切了军民关系，结下了鱼水深情。加上地方党的教育，群众觉悟甚高，为掩护伤员而壮烈牺牲者屡有报道。
抗战期间，在有利时机打了些运动战，如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等，此时卫勤工作仍采用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组织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收治伤员。
抗战末期还打了些攻坚战，如1945年新四军三师攻克江苏省淮阴城，歼敌三万余，收伤员950名。事先将医院布置在城郊，伤员一小时内全部入院，伤死率为2.6%。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我军共伤亡478,913人，伤员为307,362人，伤死率6%。各年度伤员数据不完全统计为：

1937 8,107
1938 43,243
1939 44,587
1940 50,597
1941 51,669
1942 26,583
1943 27,408
1944 55,168

伤类、伤部情况可以晋察冀边区一九四三年的2411名伤员统计为代表，枪伤占53%，炸伤占30%，其他伤为17%。如按伤部统计，头部伤为9%，胸部伤为11%，腹部伤为8%，上肢为23%，下肢为39%，其他部位10%。炸伤多是手榴弹或小口径曲射炮伤。
八年中疾病入院数无完整统计。129师病死率为0.77%。120师83269名患者疾病分类统计（括号内为病死率）:外科伤病15.5%(0.70%)，传染病19.5%(4.7%)，消化系病21.3%(1.1%)，呼吸系病1.3%(2.5%)，循环系病1.2%(3.1%)，神经系病4.3%(0.4%)五官科病5.2% (0.3%)，皮肤科病14.5% (0.3%)，妇产科病0.4%(0.3%)，其他5.8%(1.1%)。
华北地区1942～1943年曾有过疟疾大流行，个别部队发病率达20%，用奎宁及柴胡等药物治疗。江苏有淮阴地区黑热病猖厥，有的村庄患病者达80%，部队也有感染。苏北军区1944年在阜宁县专设医院用三价锑和五价锑为群众治疗。通过不断教育，纠正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疗法，开展了较新的技术，提倡战伤早期扩创和对开放性骨折石膏封闭疗法等。
延安和1941年前皖南后方区，条件较好，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后方医院，得到国内外友好人士的赞扬和捐助。
预防为主的思想继续受到重视并有所发展。许多部队能做到每周上一次卫生课。连队卫生员或医务员有充分卫生监督权利。部队行动时，派人先到预定宿营地作疾病调查。部队进驻后即打扫卫生，适时开展军民卫生运动，进行认真的评比。各师、旅还定期组织人下到部队检查卫生工作。有的部队建立“公筷制”。1942年后，一些部队对参军者实施体格检查。有的部队每年检查身体一次，发现病者早治。大多数部队每年种痘，有的部队每年注射三联疫苗。
对医学训练培养人才抓得较紧。中央苏区卫生学校到延安后又办了四期，毕业210人，1940年改称中国医科大学（王斌任校长），学制2～4年，毕业生大部补充前方。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军区，自1939年先后创办了白求恩医校或卫生学校训练医护药剂人员。新四军在皖南办过六期医训班。1942年在淮南地区试办过二年制的华中医学院。全军各师均开办卫生学校训练医生，旅则负责医助和司药的训练，团负责训练卫生员。
为了提高在职人员的水平，许多师出版了刊物，几乎成了广大卫生人员唯一的学习材料。这些刊物有《国防卫生》、《卫生通讯》、《西北卫生》、《西北医刊》、《卫生建设》、《医务生活》、《先锋医务》、《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胶东医刊》、《医药卫生通讯》、《医学文摘》等。开始时以油印者居多，后来才增加了铅印的比例。白求恩大夫曾编写一本《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在华北区成为重要的教材。此外，各师还常在军区报纸上写通俗的医药卫生常识，教育部队。
总之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卫生工作，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比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医疗卫生防疫水平和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的卫生勤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依赖美帝不断制造磨擦，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从1946年6月26日起，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整个解放战争共进行了142个大小战役，战争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到重点进攻延安与山东为止，我进行战略防御，主动放弃一些城市，以运动战歼敌112万余人，同时进行土改，发动农民参军。第二阶段从1947年7月开始，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经过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5月解放南京和上海为止。第三阶段是战略追击，包括向中南、福建和西北进军。整个战争遵照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进行，共歼敌800万余人。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5～1946年，军委卫生部由苏井观任部长，沈其震和傅连暲任副部长。战争开始后，大部分人员均分赴各解放区协助工作。1946年贺诚自苏联回到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各大解放区和后来的野战军卫生部长的有： 西北及一野为贺彪、曾育生，中原及二野为齐仲桓，华东和三野为崔义田，东北为贺诚，四野为孙仪之，晋冀鲁豫和华北野战军为钱信忠、叶青山。到第三阶段，贺诚调北京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兼中央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由戴正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长。孙仪之任中南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长。
解放战争中，各大解放区和野战军的卫生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开始时我军均以纵队（相当于军）为单位，部队扩大后，在纵队之上设兵团。1949年春全军各部队先后按照中央军委决定编为四个野战军，华北军区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各级卫生部此时并入后勤部，卫生部长任后勤副部长。(在此以前卫生部和供给部均直隶于军政首长。)
第一、二阶段的战斗都是在解放区进行的，群众基础好，对伤病员救治后送极为有利。第一阶段打的是战略防御性的运动战，部队机动性很大，每次战斗后要求将伤员以最快速度送到远后方，故只能对最迫切需要救命的伤员才在前方得到手术抢救。第二阶段我军主动进攻。卫勤工作在群众大力支援下，可以做到“伤兵多而不乱”，“兵站线长，治疗不间断”。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伤员较多，伤员后送可以不象第一阶段那样急迫，一时送不走时，则“村村是医院，家家是病房，人人是看护”。前方手术率大为增加，团以上普遍开展输液防治休克，逐步推广早期扩创和延期缝合术，采用石膏疗法。到后期攻坚战时，可以把医院布署到敌固守城市附近，伤员可以就地治疗，不再需要远送。
第三阶段的追击战，伤员不多，均就地治疗。
解放战争许多战役规模比十年内战和抗战时期要大，伤员也多，各军在火线抢救组织方面，作了相应的加强。大多情况由连副指导员担任组长，卫生员辅之，另将连队文书、理发员、炊事员等5～7人组成抢救组。主攻连并可得到营的加强。营则以副教导员为首组成人数更多些的抢救组。配有担架组。这种抢救组织是我军的一个创造，在十年内战和抗战时期已有雏型，抗日战争中有了发展，到抗美援朝战争就更为完善。
在此时期的医疗后送体系，除后期一些攻坚战斗是就地治疗外，基本上是沿兵站线设多点医疗接力站的体制，还做不到分类后送。伤票已普遍使用。
解放战争中的伤员后送，自团以上，均由支前民工组织完成，基本是担架、人力车与兽力车。伤员途中的看护，也由民工组织负担。支前民工在战争中作出了伟大贡献。
三年半我共伤亡1,312,700人，其中阵亡257,392人，伤员1,055,308人。阵亡与伤员比为1:4.1，治愈归队率为75.8%，伤死率2.5%。
伤部和伤类比例，可用两个统计为例：
❶三野伤员伤部比例： 头20%，胸11%，腹（含会阴部）9%，上肢27%，下肢32%，其它1%。伤类比例： 枪伤37%，炸伤59%，其他4%。破伤风1%，气性坏疽0.3%。
❷华北军区太原战役共发生伤员16701名，其中枪伤1652名，占9.9%；炸伤14481名，占86.7%；其他568名，占3.4%。伤部分布为： 头部26.7%，胸部6.2%，腹部6.7%，上肢32.4%，下肢28.0%。
三野手术率为12%，四野（辽沈战役）31%，华北野战军（太原战役）22%。伤员用全身麻醉者占70～80%，截肢率4.5%。在这一时期已较普遍地使用磺胺，提高了治愈率。
战争中我军卫生人员也有伤亡，据三野统计3831人，占其伤员数1.1%，占卫生人员的7%，反映了我卫生人员英勇抢救、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
战争结束时，解放区共有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542所，床位352 300张（不包括作战部队医疗所的床位）。
卫生防疫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如，东北部队特别是从关内去的部队对行军作战中如何防止冻伤缺乏经验，故1946～1947年冬季战斗中发生不少冻伤，有的部队达10%，经过积极防治，以后有所改观。当时东北几乎每年有鼠疫发生，我抓紧生产鼠疫苗（苏联也送来一部分活菌疫苗），军民同时开展灭蚤灭鼠运动，使部队免于感染，地方上也防止了大流行。1947年从港口传入了霍乱，部队及时注射三联疫苗并严禁渴生水，故发生患者不多。华东部队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为准备在南方江河湖网地带作战，大规模地训练游泳，因事前未作卫生流行病学调查，有相当数量的指战员感染了血吸虫病，在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从上海及江苏省组织医疗队突击治疗，患者得以基本治愈，从而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药材供应方面，1945～1946年间，除在根据地积极开办和扩充药材厂外，还从大城市购进较多药材。宋庆龄女士大力协助，从国外为我军和解放区募得大批药材。东北全境解放后，沈阳最大的药厂（原日本武田药厂）加紧生产多种军用药材； 华东解放区的新华制药厂可以生产生物制品，西北区药厂也能生产疫苗和血清。加上其他区各药厂的生产，基本上可满足战争的需要。
卫生干部的培训工作，我军从战争开始就给以应有的重视。医助、调剂员、护士和卫生员的培训，仍由各军自己解决。医生则由后方培养，学制1～3年不等。这时期开办的有：
❶中国医科大学，由延安迁到东北佳木斯，采用专科重点制，在三年中培养了3000多名医务干部。
❷大连医学院，由上海动员一批医生参加教学，学制三年。
❸晋察冀白求恩医学院。
❹晋冀鲁豫白求恩医学院。
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
❻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
❼中南医学院。
❽晋绥军区卫生学校。三年中共培养各种卫生干部31 500余名。
抗战期间的医学刊物，各区仍继续出版。由于印刷条件的改进，翻译和翻印了大量书籍下发部队，如《外科局部解剖学》、《军医必携》，以及内科、传染病和药物学方面等书籍达77万余本，杂志120万册，及时介绍了英美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救工作的经验。
总之，解放战争中的卫勤工作，比抗战时有了很大进步，表现在火线抢救率高(阵亡为20%)、伤死率低和卫生防疫工作上的成功等。在四百多万军队中逐步健全了各种卫生组织。我卫生人员经过战争考验和锻炼，已成为一支能英勇战斗的救死扶伤的队伍。
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953年)的卫生勤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不顾我国警告将战火推到鸭绿江边。为了伸张国际正义和保家卫国，我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入朝与朝鲜军民并肩浴血抗敌。经过运动战(8个月)和阵地战(2年)两大阶段，歼敌130余万，迫使敌人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我卫勤工作经受了考验并取得与装备现代化敌人作战的战救经验。
当时美军不但有优越的炮火优势，且有绝对制空权，对我野战区前后方日夜袭击，迫使我前运物资和大量伤病员的抢救、医疗后送和卫生工作几乎全部转入地下和黑夜进行。这是不同于以往战争的最大特点。另一特点是我国与美国之间并未宣战，我国东北仍是和平地区，故伤病员均送回国治疗，运动战阶段达90%，阵地战阶段达65～70%。后送线长达五、六百公里，平均须20天之久才能到达东北。大量伤病员是黑夜后送，如何提高运送效率和减少途中伤亡是当时卫生工作所面临的新课题。卫生防疫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虱媒传染病和夜盲症流行，美帝1952年还使用了细菌武器，这更是对我军卫勤工作的严峻考验。
当时的卫勤部署是，在东北边境两个口岸处设立分类后送医院，对自朝鲜送回的伤病员实施卫生整顿，然后分送到各后方医院。朝鲜野战区分为兵站区和作战区。运动战阶段将兵站医院分解为能独立收转的医疗连，沿后送线布置，适应部队机动的需要。阵地战阶段兵站线医院分前后三级：前途兵站医院(400床位)，中途医院(300床位)和基地医院(1500～2500床位)。规定其工作方针为“治疗性后送和后送性治疗”，因为战地条件有限，又不安全，凡不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伤都送回东北。作战区的军有三个医疗所，以其中之一或二作为机动外科医院支援师，以一个留治轻伤病员。加强连营抢救组织，自火线到团的伤员后转基本上是步行、担架和马车，团以后使用汽车，基地医院用火车。
战救记录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数字：阵亡与伤员之比为1:3.36，战斗死亡率为27.9%，伤死率5.66%，病死率2.9%，伤员治愈归队率为64.5%，休克发生率6～20%，破伤风发病率0.53%，气性坏疽发病率0.83%。作战军手术率在运动战为10～15%，阵地战为40～50%; 兵站医院为15.2%。
那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对拥有绝对制空权和现代化武器的敌人作战，能取得上述成绩是很不容易的。主要经验如下：
(1)战胜了敌炮、敌机的威胁和破坏。前后各级救治机构都必须在坑道、掩蔽部、山洞、地下或半地下设施中工作，而且伪装要好，灯火管制要严密，避免暴露，以减少受袭击机会或袭击时的伤亡。
(2)做好夜间后送工作。后送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开始各院随意抽病室医护人员后送，秩序较乱。阵地战阶段各院都成立了专门后送组，它的优点是： 与汽车部队关系密切，对司机熟悉，便于掌握车速，对道路、敌机活动规律、途中意外的处理、后一站收治机构、后送指征与反指征都较熟悉，可以减少途中死亡和伤亡。
(3)加强了火线抢救组织。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我方伤亡远较以往战争为大，又因在山区作战，故抢救组织必须增强。连至少有二名卫生员，连抢救组为10～20人，营抢救组30人。抢救人员要有战术训练，以减少本身伤亡。白天敌炮火封锁交通线，多数伤员均在黑夜才能离开阵地，采用短程接力以减轻担架员的疲劳。
(4)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救治率。团、师和医院建立分类工作，减少混乱，使重伤员能优先得到救治。自团开始设立抗休克组。在我国我军第一次将大后方的血前送到兵站医院和作战师使用，取得野战运血和储血的经验。采用两个手术台交叉流水作业，使每个手术组在高峰期间每昼夜能作30～40个大小手术。将医疗队派到前沿兵站医院和作战师工作，提高了手术质量。通过以上多种措施，伤死率从1951年的6%下降到1953年的4%。
(5) 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争。1952年春美帝开始使用细菌武器，我发现后即组织各级防疫委员会，划分防疫区，加强对空监视和扑灭工作，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普及预防接种，加强隔离和检疫工作。由于认真贯彻上述措施，粉碎了敌人企图，将其危害性缩小到最低限度，维护了部队的战斗力。
(6)发挥了野战防疫队的重要作用。志愿军卫生部本有一个防疫大队，1952年又增加一个大队。第一年度即有虱媒传染病和夜盲流行，防疫队深入部队协助灭虱、建立澡堂，多次调查营养状况并指导部队服用松针水防治夜盲，反细菌战时又成为防疫主力，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阶段又在横贯公路上作预防性灭虱工作。志愿军发病率不高(与伤员比为1.2:1)，不能低估防疫队在其中的作用。
(7)改进了药材供应的方法。过去我军无统一战时药材标准，包装也大小不一。有鉴于此，1951年夏即提出简化战时供应品种的标准，将大包装改为10～15公斤重的箱装，采用领取和前运结合的供应方法，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长为吴之理，副部长为朱直光和阮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