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春秋”与“夏冬”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识，特别以唐诗中出现的春秋与夏冬的不同用法为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撰写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春秋”与“夏冬”——关于诗歌的时间意识的笔记（上）》(后收入《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书店，1986年初版)，表述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松浦指出，中国古典诗歌中春秋与夏冬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五个基本点：一、量上的差别。咏春秋的诗多而咏夏冬的诗少，相差相当悬殊。这一点可以说是其他几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二、这种差异还表现在质的方面。涉及到春秋的诗，如同《春晓》（孟浩然）、《春望》（杜甫）、《秋风引》（刘禹锡）、《玉阶怨》（李白）等诗所表现的那样，是把春与秋作为季节本身来加以吟咏，而它们所咏的是中国一般的风情与生活中的春与秋自身；咏夏冬的作品却没有这种倾向，它们仅限于歌咏象朔北或岭南这样的特定风情，或者左迁、腊日、除夕这样的特定事件和时节。例如《香山避暑》（白居易）、《江雪》（柳宗元）、《除夜作》（高适）等。三、“春秋”、“夏冬”在文字用法上的差异。在用作诗语和韵脚的例句里，“春秋”出现的频率高，“夏冬”出现的频率低。“春秋”同为平声，属常用韵目的真韵与尤韵，“夏冬则分属险韵的上声马韵与平声冬韵，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此外，春秋不仅用作名词，也多当作形容词性的谓语来使用，夏冬却极少见到这种例子。如“霜威出寒早，云色渡河秋。”(李白《太原早秋》)从根本上说，春与秋是容易在诗中采用此种用法的季节，而夏与冬却未必如此。由于采用了名词谓语化的用法，便更多地蕴含了意象的扩大、联想的多样化、情绪的流动化等一系列倾向。四、某种特定的心情与情绪是否作为季节诗的属性而获得共通性。在《诗经》、《楚辞》以来漫长的传统中，“惜春”、“伤春”、“悲春”……、“悲秋”、“感秋”、“秋思”……等特定心情和情绪被作为共通化的诗歌意象频繁出现。而咏夏冬的诗中几乎见不到这种特定意象，夏冬只表现了一种生理感觉，而没有成为心理层面的共同感觉。五、中国主要的诗歌集几乎都不按四季的标准分类，这种状态又导致了偏重春秋的现象。
上述五个基本的差异，可以归因于春秋与夏冬的时间属性的差别。春与秋是流动变化的季节，而夏与冬则是持续固定的季节。由此，松浦得出一个结论：春和秋以季节的形式象征着人的变化流逝的感觉（时间意识）。自古以来，歌咏春秋的代表性诗歌中，许多诗作都是把描写对象放在一种推移的背景下来描写。诗歌的本质不仅在于韵律，而且在于抒情。 而抒情的最主要根源在于以对人生只有一次这一问题的自觉为核心的时间意识。 春与秋由于有变化推移（即时间性）的属性，它们自身即成为最适于诗歌的季节。
如果从人的心理机制上分析，春天所包含的诗歌情绪的核心恐怕是“惜春”，秋天的核心则是“悲秋”。在《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中，中国古典诗中的春秋之歌确实是以这种心情为共通感觉的基础而孕育起来的。 即使那些初看起来与春秋关系不大的作品，也多使人在某种程度上从诗的基调中意识到这样的情绪。 因此，在以“惜春”、“悲秋”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品中(例如白居易的《送春》、杜甫的《登高》)，就以极为明显的形式显示了中国古典诗的“季节感-时间意识-抒情感觉”这样一种关系。
松浦进一步指出：中国古典诗中偏重于春秋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作为中国文明显著倾向的爱好历史的传统得到充分的证实。
中国文明中对于历史的强烈关心，其深层的基本原理是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种流逝不止的时间历程的自觉。在中国语汇史中，囊括“岁月”、“寿命”、“生命”、“时间”的“历史”这个词，理解它的最好钥匙就是“春秋”。可以说，正是在具有独特的春秋短暂的气候环境的中国，作为季节的春秋的时间属性得以增强，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表现方式。要言之，中国春秋季节特别显著的时间属性，一方面使得韵文史中对于春与秋的诗情得到扩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散文史中对于写历史的执着得以持续。 时间意识既是诗歌抒情的源泉，也是历史感觉的源泉。使诗歌与历史得以联结的，正是敏感的时间意识。
基于上述认识，松浦认为顺理成章的是：吟咏历史的春秋之歌，是在古典中国式的抒情感觉最容易集中汇总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那些堪称为典型作品的名作中，的确使人感觉到了与这种汇总了的抒情感觉相适应的、永不泯灭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