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筏
书法杂论。一卷。清笪重光撰。笪重光(1623—1692)，字在辛，号江上外史，亦称郁冈扫叶道人。江苏丹徒（一说句容）人。顺治进士，官御史，有直声，以劾明珠，弃官去。工书画，诗亦清刚隽永，如其人。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评其书曰：“出入苏、米，纵逸之致。”笔意超群，与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并称为康雍间“四大家”。著有《书筏》、《画筌》等。
《书筏》以随笔及札记的形式表达其书法美学观。凡二十八则，每则少者十余言，多者亦不外七十字，全文只有九百七十余字，却综合了笔法、墨法、结构、章法等问题，充满艺术的辩证法。关于“布局”，作者以为：“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匀称”，倘若“画能如金刀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欲使“精美出于挥毫，巧妙在于布白，体度之变化由此而分”，由画理而贯通书理，相举并论。以“黑圆而白方，架宽而丝紧”，“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等画法中构图的原理，分析挥毫布白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书法内部计黑留白、虚实互补的蕴涵，证明了书画同源、同理。关于“章法”，云“起笔为呼，承笔为应。或呼急而应迟，或呼缓而应速”，辨析了“呼应”之间的关系；云“活泼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滞者其机圆。机致相生，变化乃出”，指明了“变化”之中的起因；“真行、大小、离合、正侧、章法之变；格方而棱圆，栋直而纲曲，佳构也”等语，则介绍了各体“变化”之中的实际效果。至于“名手无笔笔凑泊之字，书家无字字叠成之行”和“一字千字，准绳于画；十行百行，排列于直”等语，则进一步综合了“呼应”和“变化”等规律的普遍性。关于“运笔”则云：“横画之发笔仰，竖画之发笔俯，撇之发笔重，捺之发笔轻，折之发笔顿，裹之发笔圆，点之发笔挫，钩之发笔利，一呼之发笔露，一应之发笔藏，分布之发笔宽，结构之发笔紧”，总括了“发笔”的主要特征；而“横之住锋，或收或出；竖之住锋，或缩或垂；撇之出锋，或掣或卷；捺之出锋，或回或收”等，则概述了“收笔”的主要特征。还揭示了“发笔”与“收笔”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剖折了“书亦逆数焉”之“奥秘”。关于“结构”之要点，作者又以“笔之执使在横画，字之立体在竖画，气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结在纽转，脉终之不断在丝牵，骨肉之调停在饱满，趣之呈露在勾点，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间之茂密在流贯，形势之错落在奇正”等论述，从较高的角度概括了书法艺术的“灵魂”。关于“用墨”，作者介绍了“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则活；蘸笔欲润，蹙毫用之则浊”等方法，又提出“肉托毫颖而腴，筋藉墨沉而润”的观点。并且，从实际出发，把圆、秀、腴、润归纳成用笔的基本要素，例举笔的优劣能损益字的筋骨，阐述了工具与技巧的相互关系，重视“中锋用笔”的“圆秀”效果，从而达到“四美俱备”的理想境界。文中对“动势”的描述，把运笔过程中的顺逆、起落、转折、掣顿、伸屈、拔、束拓、行停等对立因素，理解为相生相发、相反相对、相辅相成等转化关系，则是最为精彩的部分，是艺术辩证法的高度体现。文末有王文治跋云：“此卷为笪氏书中无上妙品，其论书深入三昧处，直与孙虔礼先后并传，《笔阵图》不足数也。”可见前人已推崇至极。
然而，由于作品过于简略，形式松散，亦无系统，所论随心所欲，使读者较难全面领略其内在的蕴涵，且有“并非全文”之疑。但兴到之作并没有影响其独到理论的发挥，仍然不失为我国书学史上十分难得的精粹之作。
传世有《昭代丛书》本、《美术丛书》本和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本等。近人马国权著有《〈书筏〉臆说》一文，逐条疏证原文的深奥处，对理解作品有很大帮助(载《书谱》总五期)。
书名。清回族书画家※笪重光(1623—1692)撰。1卷。凡29则。以随笔杂记式表达书法美学思想。言简意赅，但嫌太略，疑非全文。有《昭代丛书》、《美林丛书初集》、《艺林名著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