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报》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陈英士在上海创办的反袁报纸。创刊于1915年5月20日。时“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相继逃亡日本，革命趋于低潮；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伐日益加紧。长江流域的中华革命党人迭电催促陈英士重回上海，主持讨袁，以迎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急剧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形势。创办《五七报》是陈英士从东京返沪后秘密反袁的一项重要活动。陈英士把报定名为“五七”，因为这年的5月7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21条通牒的日子。9日，袁允诺签字后，群情激愤。陈以“五七”为报名，是针对袁世凯而发的。《五七报》聘请施方白任经理，编辑部设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后改霞飞路）贝勒路口的一间小楼上，该报由公馆马路华西印刷所代印。每日售报收入平均15元左右，陈英士每月津贴100元。
《五七报》一出版，袁士凯恨之入骨，始而禁止邮寄，继则通电全国不准阅看，但读者有增无减。于是袁世凯电饬江苏巡按使齐耀林，转饬上海交涉员杨晟向法租界当局交涉查封。在《五七报》出版第30号的那一天，法租界捕房派探长沈德福传讯经理施方白（化名方天权）。在法国人主审中国人陪审的公案上，被判处“罚洋百元，无洋改押3月，报馆封闭”。第二天，《五七报》照常出版，出报不到1小时，即有巡捕到报馆斥责，《五七报》同仁见势不妙，一面敷衍捕房，即在门口贴出“本报业已停版”字条，将小楼上的零用纸，破烂书籍搬得一干二净；一面改头换面，以《天中报》为名，在第二天照样出报。《天中报》出版了20天后，捕房又来警告，陈英士只得决定暂时停办，以免闹出其他问题，妨害正在秘密进行的革命工作。《天中报》与《五七报》一样，为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新闻史留下了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