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派及经方派

伤寒学派是对外感温热病的病因、病机、证治规律进行系统阐发的医学流派之一。汉末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体系的临床经典著作。历史上曾有四、五百家对《伤寒论》的理法方药进行探索，留下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构成中医学术史上独特的伤寒学派。伤寒学派的历史发展，可以大略分为三个阶段。
晋唐之际，是搜采旧论、整理编次的第一阶段。《伤寒论》问世不久，即有晋太医令王叔和“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开创了整理、研究仲景学说的先河。但他编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的本子，早已不传。从现存最早的保留《伤寒论》条文的传本，王氏《脉经》卷七的内容，可以看出基本上按照汗、吐、下、温、灸、刺、水、火等八种治法的可与不可编次条文，成为从治法剖析旧论的嚆矢。其后，唐代孙思邈在晚年，“披览《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构成《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他按照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分类条文，在每一经病中，又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办法，突出主方，以方类证，颇便于临床的比较鉴别、检索应用。同时他强调麻桂青龙三方三法，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正对之法。”孙思邈将病分六经，以方为纲统领证候治法，重视三方三法的编排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金之际，是校正定型、展开研究的第二阶段。晋唐虽有王叔和、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人的采录整理，但是现在传世的《伤寒杂病论》却是经过1065年北宋校正医书局医官林亿等的校正定型，才流传下来。后世学者，多以此为宗本。两宋至金元之间，研究《伤寒论》能自成一家言的，至少在八十家以上，据《经籍访古志》谓：“宋代医流王实、朱肱、韩祗和、许叔微之辈，皆莫非推广仲景者，而常器之、庞安时、郭雍三家，最称精核。”金元则以成无己、王好古影响最大。庞安时不仅以“能与伤寒说话”的卓越疗效闻名一时，且著有《伤寒总病论》六卷。他强调足太阳经气的盛衰是冬令寒毒之气能否为病伤寒的关键所在，认为“天寒之所折，则折阳气。足太阳为诸阳主气，其经夹脊膂，贯五脏六腑之输，上八脑，故始则太阳受病。”这是伤寒从足论病的最早阐述。其次他提出温病虽与六经有关，却不可“一例作伤寒”，应分为青筋牵、赤脉攒、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五大证，重用石膏、大青之属，这一主张成为将温病从《伤寒论》中独立出去另辟新径的先声。朱肱著《类证活人书》20卷，开首即绘足六经经络图，认为《伤寒论》的六经，就是足三阳三阴六条经络，并且强调：“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脉，触路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由此倡导了对《伤寒论》三阴三阳实质的探讨。是书从病、脉、证、治几方面对《伤寒论》作综合分析，颇受后人称许。清代徐大椿云：“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另许叔微著《伤寒百证歌》等三种，其突出见解是以为三阴三阳分证在于分辨寒热虚实的偏胜多寡，表里疑似的出入变化。因此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贯穿一部《伤寒论》的始终，尤以阴阳之辨更为挈要。他从六经分证中总结八纲辨证，论述详密，最有代表性。金人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十卷，不仅是注释《伤寒论》的第一家，而且概以《灵枢》、《素问》、《难经》作为注释的依据，又能引《伤寒论》前后条文互为印证，故其注释水平是很高的，被誉为引经析论，以经解经的代表之作。宋以后《伤寒论》之所以上升为“经”，与成氏的引经为注不无关系。除上述诸书外，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王好古的《阴证略例》等，各从病机、病证、诊断、方药的不同角度阐发新意，也都盛负时誉。宋金医家所开拓的研究题目与成果，为明清伤寒学的兴起打下了扎实基础。
明清之际，可谓流派竞起，学术精进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以方有执为开端，下限至陈念祖等人，医家甚伙、著述宏富。理论研究方面，就编次而言，有三纲重订与维护旧论两大阵营；就六经实质，有脏腑经络、五运六气、形层部分、六区地面、八纲枢要等多种意见。偏重于临床实用者，重视“法”者或称条目为法，或谓八法为纲； 着意于推敲证候者，又分以方类证、以法类证、分经审证种种不同。学术争鸣，推动了伤寒学达到它的鼎盛阶段。伤寒学内部学术派别有：
(1)三纲编次派： 以方有执为首倡，喻昌、沈明宗为突出代表，张璐、吴仪洛、程应旄、周扬俊、黄元御等大加附合。这一派共同的学术主张正如方有执所言： 《伤寒论》“编始虽由于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必须加以移整考订，以求不失仲景立论的本意，恢复叔和编次的旧观。方氏首创调整太阳篇为卫中风篇，营伤寒篇，营卫俱中伤风寒篇，其后喻昌进一步提出： 外感病“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三纲鼎立说遂得成立。喻昌是“举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重视法的研究。沈明宗的《伤寒六经辨证治法》不限于太阳篇，少阳篇亦按三纲说重编，其他诸篇多以三纲说进行注解分析，较之方喻，又进一步。以下诸家，在推崇三纲重订的基础上各有特色：张璐寒温分论、吴仪洛应用衬注、周扬俊重视经络、黄元御畅发运气、程应旄强调统领百病，他们都对发挥《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精义多有贡献。当然此派学者的重订，若强加于仲景、叔和不免过于武断，但是他们的重编突出了外感病首先重在分辨邪气，由于病邪定位不同，证候类型、转化传变、施治用药各有其不同特点，这一点仍足资借鉴。况且重排条文，至今亦不失为探寻《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的方法之一，无须求全厚非。
(2)维护旧论派： 以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为主，还有陈念祖的论述也颇周详。他们都确信宋本《伤寒论》的三阴三阳篇，“皆仲景原文，其章节起止照应，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绝非断简残篇，而是“医中诸书之《语》、《孟》”，因此不能增减一字，移换一节。张志聪等人除应用章句法证明《伤寒论》的联贯井然，无有遗漏之外，还引用五运六气说明三阴三阳。如张锡驹把六经六气分成平与病两种状态。生理之时，正气之传由一而三，始于厥阴终于太阳，是与天之六气相应同体的。病理之时，正气之传由三而一，始于太阳终于厥阴，是人体抗病的规律。弄懂了这个传经的道理，对于不拘时日无分次第的疾病传变，就能取得随证而治的主动权。这派医家对《伤寒论》三阴三阳辨证的独特结构与普遍适用性，作出了深刻入微的阐释。其中张志聪批驳方喻一派三纲重订说是举一废百，反失仲景辨证心法，多为后人接受。
(3)以方类证派： 代表人物有柯琴、徐大椿等。柯琴对三纲鼎立说和把《伤寒论》归为三百九十七法均持反对意见，他认定六经之中是以辨证为主的。由于《伤寒论》中自有以方名证之例，柯氏便按照证随方分的原则，六经名篇均以其中的主方类证。对于六经，他认为“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也。”对六经实质自出新见亦属难能可贵。徐大椿虽然也据方分证，但却认为《伤寒论》“并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也”，“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因此他仅类方而不类经。强调疾病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只要能见证用方，就与仲景原意相吻合，故其书名直呼：《伤寒类方》。
(4) 以法类证派： 尤怡是突出代表。《伤寒贯珠集》一反汲汲于字句条文的流俗，议论纵横，概括出三阳篇无非是八法： 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刺法，此说立论精审，不同凡响。
明清伤寒学家中，还有张隐庵(《伤寒论集注》)、秦之祯(《伤寒大白》)、钱潢(《伤寒溯源集》)、舒驰远(《伤寒集注》、《六经定法》)、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吴谦(《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都蔚为大家，影响面很宽，在此从略。
伤寒学派经历了上述准备、起步、蓬勃发展的三个阶段，对《伤寒论》的理论框架、辨证方法、论治精髓作出逐步深入的阐发、论证，大大提高了中医学的临证水平，至清末民国，出现了时称的“经方派”。
“经方”一词出自《汉书·艺文志》，载“经方十一家”并有如下说明：“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显然这是搜集整理经验方的朴素概念。直到唐代，孙思邈仍将张仲景方列入经验方，并无经典之谓。迄于明清，随着伤寒学大兴，尊仲景为祖、《伤寒论》为经者，史不绝书。如张志聪说：“不获变通经理者，究未可医名也。”徐大椿则称仲景方“真乃医方之经”，“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就这样，仲景方作为“经论方”、“经典方”而取代原有的“经验方”而称“经方”。虽然明清有这一新起的经方概念，但却并无经方家之称。所谓“经方派”，出现于清末民国，亦可谓历史上伤寒学派之余绪。当时一方面由于时方派大盛，一般习医者多趋向轻淡，经方之用式微；另一方面有余云岫等诋毁中医，将中医理论与临床经典都诬为荒唐。中医界奋起反抗，在捍卫和复兴中国医学的洪流中产生出了经方派。其最有代表性者，如曹颖甫、余无言、吴棹仙等人。曹氏悬壶上海，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著有《经方实验录》92案，全部是应用经方的治验。余无言的《翼经经验录》也都是沿用经方或略加化裁的验案。此派医家应用经方的特点是能守原方、原量、服法。他们对《伤寒论》研究很深，取得了不少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