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文价值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创作实践和大力推进，战斗的杂文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某些文人的反对。林希隽在1934年9月的《现代》杂志上撰文认为，杂文的流行是“畸形的发展”，并诬蔑写杂文“是最可耻可卑的事情”，是“一种恶劣的倾向”。同时，他又在《社会日报》上撰文，指责杂文作者用“粗制滥造”的方法来获取“较多的报酬”。次年，施蛰存、杜衡等又批评杂文只有宣传作用，而无“文艺价值”，认为当前杂文已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以上这些言论遭到了许多进步作家的反对。聂绀弩、周木斋、郁达夫等纷纷撰文，一面驳斥他们的谬论，一面高度评价鲁迅杂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鲁迅在《商贾的批评》《做杂文也不易》等许多文章中，阐述了杂文的价值和意义，指出它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揭示了那些不承认杂文是文学的论者唱着“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调，憎恶着杂文的战斗倾向和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