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道德Medical Morality

卫生保健和医疗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包括以下内容：(1)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这牵涉到病人在接受或拒绝治疗前是否得知自己的病情。按传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病人获知病情的多少完全由医生决定。但20世纪以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法庭作出裁决，精神健全的成年病人有权了解自己的病情以配合治疗。由于判断病人精神是否健全十分复杂，这项裁定在短期内难以付诸实施。(2)生育技术与医学干预。除堕胎外，人工怀孕、避孕药具和外科绝育手术等均属此范畴。(3)死亡与濒临死亡。这涉及到生命神圣性与生存质量。若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就应尽一切可能延续生命。若强调生存质量，则应尽快消除病人的痛苦。(4)特殊病人群体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谁应为他们的治疗作决定。(5)经济与社会政策。主要是社会和经济条件对病人治疗的承受能力。(6)人体研究和实验。(7)与医学道德有关的个人和组织。1976年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就安乐死、中断治疗以及行为控制措施等问题进行调查并拟出报告和建议，各省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专职保健组织应运而生。加拿大医学联合会、加拿大皇家内外科医学院和加拿大儿科协会组织了独立的医德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医德意识进一步加强，各大学相继开设医德课程。

医学道德

医学道德简称医德。指医药工作中的职业道德。它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在医学领域中的反映。医德作为调节医（药）家之间与病人及相关人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已有了悠久的历史。并经历代医家的倡导，使中国医学的医德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医学道德经常体现在对医学科学的追求和对患者的高度负责方面。医学在《内经》中被称作“圣人之术”，后世多称为“仁术”，充分说明了学医者应该具备高度的智慧和高尚的道德。医学科学的发展，须要众多医生为之献身和奋斗。“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这虽然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但它却反映了在寻求医药过程中，无数先民以无畏的献身精神作出过重大的牺牲。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秦越人），不仅作为神奇医术的化身，也作为高尚医德的典范而深入人心。他周游列国，以解除各地最迫切的疾患为己任。为了救治虢太子患尸厥，他不计较王宫内侍的非礼言行，用多种治法挽救了病人，表现了一个医生应有的宽广胸怀。当人们称赞他能起死回生时，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鹊科学地指出，病有“六不治”，其中之一是“信巫不信医”，不治。在医、巫激烈斗争的医学发展早期，这是反对鬼神迷信、倡导医学科学的著名檄言。而《素问·五脏别论》中提到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则是对医生思想方法的具体要求。尊重科学，反对迷信，是医生最基本的思想道德之一，这在我国医学发展的早期就已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西汉著名医学家淳于意（仓公），虚心求师多人。每治病必加以记录，他的“诊籍”是我国最早的病历，其中不仅记录成功案例，也收录失败的病历。当有人问他：“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淳于意客观地回答：“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表现了高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东汉名医张仲景，对学医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重长全，以养其生。”君亲和自己只是几个人，因此，他学医所担负的重任实际上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他抨击那些竞逐荣势、蠢若游魂的趋世之士，进一步表明他是不逐名利，治病救人的高尚的思想境界。同时，张仲景学习医学是通过艰苦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不是象某些医生那样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他看病十分仔细认真，因此他对那些“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草率作风提出批评。被后人传为佳话的“虎守杏林”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董奉热心为群众看病的美德。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每年卖杏得谷，又用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贫困者，每年达二万余人。从此，“杏林春暖”成为赞美医家医德医术并佳的习用语。
医生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包括道德修养），晋代杨泉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要求“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贯微达幽，如此乃谓良医。”唐代名医孙思邈，进一步阐述了医德的多方面内容。《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就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德专论名篇，闪烁着科学、文明的光辉，成为我国后世医家的医德教育范文。“大医精诚”在以下几方面有精辟的论述：
❶治学态度：“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❷诊疗作风：“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 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嶮𡽱、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段精彩的语言，表明了孙思邈一切为治病救人的高尚医疗作风。
❸思想修养和仪表：孙氏认为“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并要临证精审果断，不为富贵所迷。所谓“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陈，看有若无。”完全急病人之所急。
❹学术道德： 孙思邈还告诫医者应该正确处理和同行的关系，正确对待工作成绩。他反对“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得。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育也。”孙思邈所倡导的“大医”，就是我国医学史上具有高尚医德的医家的尊称。千百年来，我国曾出现过许多医德高尚的医家。
北宋名医庞安时，为人治病常十愈八九。凡上门求治者，另准备房屋接待。亲自为病人熬粥煎药，一定要等病好了才让走。病不可治者，告之实情，不再让病人耗费钱财。他治活人无数，病家持金帛来谢，也不是全部收下。类似庞安时这样热心为群众治病的医家，在中国医学史上何止千百，各地的地方志中经常记载为人爱戴的民间医生。《证类本草》作者唐慎微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治病“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宋代张杲的《医说》中，记载了何澄作风正派、不贪女色的故事。何澄曾为一个读书人治病。病人久病不愈，家资罄尽，其妻因无法开支诊金，便将何医生引入密室，愿意以身相酬。何医生正色拒绝，且说：“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最后治好了病人，成为千古美谈。南宋佚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也载有一篇有关医德的论说。该书谓：“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要求医生“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遇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其内容也很深刻。
法医是医学领域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法医虽不以治病救人为主要任务，但他的检验却决定了当事人的“直枉屈伸”、“死生出入”。没有献身精神，“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者”是不堪此任的。更主要的是法医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南宋时宋慈就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著名法医学家。他对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或疑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为此，他博采诸书，结合自己的心得，写成了《洗冤集录》这一名著。我国许多学术上有卓越贡献的医学家，他们在医学道德上也是后世的楷模。元代名医李东垣，平时作风正派“忠信笃敬”。当罗天益来拜他为师时，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汝来学觅钱医人乎？ 学传道医人乎？”要求罗天益讲清他学习医学的目的是为赚钱还是为了继承发扬医学。当罗天益回答：“亦传道耳”，李东垣才收他为徒，且提供饮食和资助。李东垣临死将遗书交给罗天益，告诫说：“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父，盖为天下后世。慎勿湮没，推而行之。”深刻地体现了李东垣学医为民的高贵思想品德。元代另一位名医朱丹溪，为了追求医学，四处访师。后知罗知悌得刘完素之真传，几次登门求拜，终于学有所成。
我国还有不少医家，很重视学术道德。其表现之一，是十分尊重他人的成果，凡所引述必注明出处。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很讲究说明文献来源。李时珍说：“诸家本草……各以人名，书于诸款之下，不没其实，且是非有归也。”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高尚的学术道德。同行之间如何相处，是体现医德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同行未必要相轻，明代徐东皋推荐杨继洲治病的事例就是医家互相尊重的一个范例。徐氏是一位名医，治刑部官员王某咽喉病，认为用药很难治愈，而针灸又非所长，于是举荐杨继洲行针灸术，治之而愈。杨继洲十分感动，他说：“东皋之心，即东垣心也，而其德可并称焉。视今之嫉妒贤能者，为何如哉。”明代名医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有“医家十要”，除了业务要求之外，还有道德要求。如“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九莫嫉妒，因人好恶。”“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龚氏认为：“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为厚薄哉”！ 尤其反对同道之间互相訾毁的坏品质。《医学入门》作者李梴，要求医生忠于职守，无论对学问对病人，都应做到“不欺而已矣”。“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愈昌”。陈实功则提出“医家五戒十要”。其中五戒谈得很具体。如“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傍，然后入房诊视，倘傍无伴，不可自看。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诚窥睹，虽对内人不可谈。”这里提出一个为病人严守秘密的问题。此外，他反复强调，医家决不可利用工作之便，贪占病家的便宜。即便是“娼妓及私伙家请看，亦当正己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见戏，以取不正，视毕便回”。在“十要”中也有许多极有意义的论述。如“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这些言论，闪烁着我国传统医德的光辉。
在封建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医疗作风败坏的人和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为正派医家所不齿。明代医家李中梓撰“不失人情论”一文，抨击了那些便佞、阿谄、欺诈、孟浪、贪幸、谗妒、庸浅之流的劣迹。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名医不可为论” 中指责那种徒有虚名的时医 “到处误人”，“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医家的道德不仅表现在对病人的态度，也体现在对医学科学执着的追求。清末著名的医学家，具有革新精神。为了探索人体解剖，王清任不怕排挤攻击。当他的名作《医林改错》完成后，他在序中写道：“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是吾之望。”表现了一个为医学献身、追求科学的医家特有的坦荡胸怀。
医学史上有关医德的论述和事例很多，这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一份宝贵的遗产。在新中国，作为一位人民的医生，应该继承中医传统医德，并进一步俱备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发展医学科学奋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