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辞典︱后现代主义（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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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代前言）

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影响的广泛性上看，在20世纪，除了马克思主义，大概就属后现代主义了。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国外学者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与研究者本人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有关。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在1947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也出现过这个词。汤因比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壮大。但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崛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在欧洲大陆，主要是在法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风行西方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影响开始波及第三世界国家。 　后现代主义内部可谓众态纷呈。从自然形态上，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大致划分为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随着这一思潮的深入，又产生了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农业，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教育，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宗教等分支流派。 　从内容上看，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 　从时间上看，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流行的年代。 　其表现形态有，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我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所讨论的11个思潮都可看作是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态。 　进入80年代，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崛起，其表现形态有：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有根据的后现代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重构的后现代主义。 　此外，后现代主义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后，又衍生出所谓“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如拉丁美洲的右派后现代主义，拉丁美洲的左派后现代主义，印度的后现代主义，东南亚的后现代主义等。 　在这些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中，有的主张用本土文化取代以欧洲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性。有的试图将后现代主义转化成一种“反抗文化”。不管政治色彩如何，地域色彩如何，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倡导多元论上这些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接受的大致也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从国内的情况看，由于最先介绍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大都是从事西方文艺研究的，因此对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关注较多，而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解构性的。进入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的新的发展形态即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所蕴涵的积极意义的思考，以期对后现代主义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内部众态纷呈（这决定了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充满歧义），但作为本世纪末世界性的一股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它势必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绝对基础、惟一视角、纯粹理性、惟一正确的方法的否定，对现代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家长制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否定。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是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后现代文化的其他特征都是在这一否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倡导多样性，推重多元化，是后现代主义的又一大特征。这与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多元化是相呼应的。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审美趣味的多样化。相应地，在思想上，后现代推重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与多样性相联系的是开放性。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的封闭性。故步自封的结果往往导致夜郎自大。形形色色的“绝对真理”、“惟一方法”的出台便是这种封闭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后现代的开放性号召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待他人，尊重他人，随时修正自己，向更好的意见和视角开放。 　多样化势必带来各种利益、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是对抗，是东风压倒西风。后现代的做法是对话，是求大同存小异。因此之故，后现代推重双赢理论，曼德拉可以说就是后现代英雄的一个代表。 　对创造性的推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后现代思想家格外欣赏的是叔本华的下面一段话：“由于创造者不仅创造世界，而且创造可能性本身；因此，他应该创造一种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有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模仿，更有甚者认为满大街的伪劣商品就是后现代的产物。这是一种误读。后现代主义讲“模仿”仅是一种策略。其目地是打破人们对“原本”、“真本”的迷信，从而为创造性的发挥开辟空间。后现代哲学鼓励人们突破自我，挑战自我，鼓励人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尝试。在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人生劳作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是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对“新人”的企望。事实上，文化越是走向多元，越为自由选择和创造提供了可能，从而为真正的一元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同样，真正的后现代一定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有机融合。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启迪 　从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促使我们重新省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摈弃现代机械世界观，倡导有机整体观，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培养人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与爱戴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摈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按照“伙伴关系原则”重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相应地，后现代哲学打破了传统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杜撰的关于世界的神话，用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封闭的世界概念，使人们能够直面真实的现实，真实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的现实意义 　所谓“现实意义”，指的是从我们中国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换句话说，对于我们当下的现代化，后现代主义究竟有何意义？ 　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是：我们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现在谈后现代化为时太早，更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其实，后现代主义讲的“后”更多的不是在线性发展意义上讲的，也不完全是在时间意义上讲的，更不是在“反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否定”、“扬弃”、“超越”的意义上讲的。它“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它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进步，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种既爱又恨的关系才是“后”的真正内涵之一。与此相联系，“后”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则是昭示新事物的诞生。 　能不能找到第三条路：既实现现代化，又成功地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实现了现代化，因此，相对说来，这一问题对它们更多的只有历史意义，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则更多的是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尚未实现现代化，可以借鉴西方的前车之鉴，少走弯路，以免重蹈覆辙。从而将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实，今天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概念。这是一个西方人在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之后获得的概念。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戴圆晨教授的理解就是：“如果水不能喝，天空烟尘弥漫，工业财富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见，在当代中国倡导“后现代主义”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DavidGriffin）认为，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其实便已“后现代化”了。他在为《后现代科学》一书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 　本着同样的宗旨，我们编撰了这部《后现代主义辞典》，其目的无非是为正热火朝天从事现代化工程建设的人们，为努力“创造新的可能性”的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如同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自身无疑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局限。特别是它的前无古人的庞杂和所涉及问题域的宽广以及它在根底上对现代性，亦即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大规模的批判，使它所招致的批评也空前的多。同样无疑的是，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末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股文化思潮（西方20世纪后期颇有影响的三大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都与它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对它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和讨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的漠视则是不应该的。它的一些纯属时尚性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然而，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毫无疑问将会伴随我们进入21世纪，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启发我们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辞典所选条目并非完全局限于后现代思潮，一些与后现代思潮相关的人物（如哈贝马斯）与概念（如现代病）以及某些有助于理解后现代思潮的概念（如赛博空间）也被我们收入其中。此外，尽管有的学者并未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但由于其或在思想的根本取向上或在研究的方法上接近后现代主义，也被我们编入辞典中。如果我们滥用了编者的权力，这里敬请这些学者原谅。 　本辞典的编撰工作得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以及哲学界、文学界等学界同仁和朋友的大力支持。这是特别要提出感谢的。由于编者的才识有限，特别是受资料的局限，在所选条目的广度上，所撰写辞条的深度上，都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挂一漏万，这里敬请读者原谅，更欢迎有关专家学者就辞条的补充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接受德里达的“增补逻辑”，倾向于把本辞典看作一个大的“对话场”。因此欢迎读者的出场便成为题内应有之意。 王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