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典当地位和作用

典当在古代、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作为抵押、放款、收息三位一体的金融组织，是人类最早产生的信用机构，促进了早期商品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在历史上典当与钱庄、票号构成金融业三足鼎立的体系。但是，典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始终具有二重性，在前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典当对古代和封建的生产方式起破坏和瓦解作用，但不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而是使生产力衰退。马克思指出：“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典当作为高利贷特殊形式的发展，一方面促进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消灭赖以获取高利润的经济基础，客观上阻碍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因为，极高的利息使新兴资产阶级无利可图，无法利用高利贷，从而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高利贷的斗争，加速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建立，迫使高利贷资本服从于产业资本，利息降低到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率之内，而不是消灭高利贷的典当。
旧式典当作为高利贷的特殊形式，马克思主义从来持否定观点，主张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时予以取缔。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对法国巴黎公社取缔当铺的措施都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马克思指出，公社规定“当铺里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5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凡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押的价值不超过20法郎的衣物、家具、内衣、书籍、被褥、劳动工具，可以从本年5月12日起凭当票无偿取回(5月7日)”等都是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革命导师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其对旧式典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具有逻辑的完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