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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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社会政治思想著作。康有为著。本书内容以今文经的公羊说和《礼记·礼运》大同思想为依据，糅合西方基督教、东方佛教的平等博爱说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达尔文进化论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大同社会”理想，论述了建立“大同社会”的必然性和方法。在伦理方面，本书首先继承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天理即在人欲”观念，辅以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强调“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去苦求乐”，追求平等“大同”，为人性的自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大同”的根据和动力；其次，论述了人类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之世”，“大同之世”人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道德原则乃是“天下为公”；再次，本书揭露了过去和现在社会中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进而提出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方面“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的方法和途径。本书是了解和研究康有为伦理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

《大同书》datongshu

书名。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撰。写于1884～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发表两卷，全书十卷， 1935年刊行。书采众家学说，吸收了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学说、佛家慈悲平等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耶稣博爱平等自由说，甚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构想并描写出了一个大同世界。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无阶级、无私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在该书中，他还为这大同社会设计了一个完善的实行公养、公教的教育体系，从胎教开始至20岁全部由社会养育。其教育体系包括：胎教院、育婴院、慈幼院(若不设慈幼院，则总归于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其中胎教院、育婴院、慈幼院属学前教育，是“公养”阶段。胎教院，也叫人本院，是孩子未出生以前通过母体对胚胎时期的生命实行的教育；育婴院（慈幼院并入此院）凡婴儿断乳后，产母离开胎教院，可自行去做自己的事，孩子交育婴院全权管理。育婴院环境优美，建筑精良，孩子有专门医生和女保育员养护，“弄儿之物，无不具备，务令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实施体、德、智、美全面教育。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设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反映了资产阶级积极的向往与追求。

大同书

清末哲学著作。初稿名《人类公理》。十卷。清末康有为(生平见《新学伪经考》条)著。光绪十一年(1885年)始作，全书成于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后又多次增补。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大同书》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但更多的是用西方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阐述“大同”学说。
《大同书》贯穿着进化论的历史观。这与《礼运》篇把原始状态的“大同”社会当作理想社会是不同的。是书指出，人类社会进化的程序是：从封建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入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升平世”即“小康”，再从“升平世”进入实行公产的人人自由幸福的“太平世”即“大同”。就是说，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不是已一去不复返的远古原始社会，而是有待于努力奋斗的未来。这就肯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逐步向理想社会接近的进化过程。认为实现“大同”社会的最终动力在于人的“免苦求乐”的自然本性。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免苦求乐”的欲望，但人人都陷于不同的“苦”境之中，有“贫贱者之苦”，有“富贵者之苦”，甚至有“帝王之苦”，因此所有的人可以携起手来，为实现共同的欲望而奋斗，由此达到极乐的大同世界。这自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想。
此书对于封建“乱世”的种种“苦道”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入世界观众苦”，详尽地列举了“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广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例如在“人生之苦”的“投胎之苦”中，对广大人民一生下来就被注定受奴役的命运深为不平：“一堕奴身，永无升拔，无涯之苦，已自胎生”。进而责问道：普天下之人，“同是天子，实为同胞”，为何一出生就存在着贵贱差别？在“人道之苦”的“贱者之苦”中，诉说了劳动者遭受的痛苦，他们为富贵者“奔走服役，伺颜候色，拳跪鞠躬，侧身屏息，饥渴不得自由，劳动不得休职”，稍有不周，往往“鞭扑交加，骂詈无已，加以刑罚，剥尽廉耻”。在“人情之苦”的“压制之苦”中，指责了封建统治的专横和野蛮。“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对于人民，“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还随时“以文字生狱”，扼杀“言语之自由”。在叙述封建社会悲惨困苦的基础上，映衬出它的“大同”世界的美丽。
书中所设计的“大同”社会，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尽善尽美，完全合乎人的理想。在“大同”社会，近代工农业机器大生产取代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生产很发达，产品极为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非常美满，居室则“珠玑金碧，光采陆离”，行路则“飞屋飞船”，“舟皆电行”，饮食则“以备养生”，“而人益寿”。因此，人们根本“不知抽剥追敲之苦”，“只有领得工金，为歌舞游玩之乐”。在“大同”社会，财产属于公有，“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生产和分配都是由“公政府”统一计划的，人人都要劳动，“禁懒惰”是“大同”世界首要的公共法规。做工的劳动者的地位十分崇高，“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而且做工者同时也是有知识的人，“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在“大同”社会，实行民主共和。整个世界合成一个“公政府”，公政府是经济文化管理机关，不是具有强制压迫性质的国家机器。因而“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公政府只有议员”，而“议员皆由人民公举”。在“大同”社会，科学文化高度发达，奖励创造发明。儿童由全社会抚养教育，“人民风俗全美”，道德高尚。
此书认为人类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的存在。“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救苦之道”，在于“去九界”。“去国界合大地”，“消除邦国号域”，立全球为一“公政府”；“去级界平民族”，取消贵贱、主奴、男女等级之族，使“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去种界同人类”，“无自分其民族之高下”；泯灭人种的优劣差别；“去形界保独立”，保障女子“独立之权”，实现“男女平等”；“去家界为天民”，使人解脱家庭束缚，恢复天赋的“独立”之权；“去产界公生业”，废除产业私有，使之“皆为公有”；“去乱界治太平”，举地球经纬分为百度，于每度设一“自治政府”，全球设立一“公政府”，无国土之分和种族之异；“去类界爱众生”，消除生物种类间的对立，保护鸟兽众生而皆仁爱之；“去苦界主极乐”，高度发展生产，使人尽享物质、精神之乐。一旦破除“九界”，人类的痛苦就能获得解救。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破除“级界”（封建专制）和“家界”（封建家族）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所以，是书说：“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此天予人之权也。”这对中国黑暗的封建社会是有力的否定。
《大同书》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认为其中包含着康有为的哲学、经济、史学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学术界也从各个角度对其作了研究。
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出版单行本。1935年经人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卷本。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从康氏家族中借到抄本，并参照各本，校订出版新版。

《大同书》

资产阶级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撰写，反映其大同思想的著作。1884年康有为就产生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思相萌芽，“手定大同之制”。《康南海自编年谱》)。接着便写 了 《人类公理》 和 《礼运注》，对大同理想作了初步阐述。1901—1902年旅居印度期间，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大同思想，著成《大同书》。书成后长期“秘不示人”，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 发表书中的前两部分。全书在康氏去世8年 (1935) 后才由其弟子钱定安刊印，全书共10卷。《大同书》的理论基础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与进化论，以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历史进化观点为核心，并吸取了孔孟的仁爱重民说，《礼运》 大同、小康说，《春秋》公羊 三世说，以及佛教、基督教、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认为“求乐免苦”是人的本性，世间种种苦难； 是由于“国界”、“级界”、“家界”、“产界”等“九界”之存在，只有去“九界”致大同，才能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进化的。当时中国处于乱世，西方已是升平世，比中国富强，但并非尽善尽美，将来中国和西方都应进化到大同理想境界。涉及经济思想较多的是首卷“入世界观众苦”，庚卷“去产界公生业”，癸卷“去苦界至极乐”。在这些部分，除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严厉批判、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进行揭露之外，对其所设想大同太平世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绘，指出大同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废除私有，实行公有，“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由政府经营； 生产根据社会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各自为谋”，“相互竞利”、“不能统算”，产品“少则见乏而失时，多则暴殄天物而劳于无用”的弊病； 人人劳动工作，靠等级工资及奖金用货币购买生活所需，“无甚贫富”； 生产技术极其发达，“凡百举皆有机器”，劳动“不惟无苦而得至乐”； 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均已废除，人们的“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 没有阶级、国家、军兵、刑罚，“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实际上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关于实现大同的道路，书中认为是“去九界”，而“去九界”的关键则是消灭家庭和“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这些任务又只能靠圣贤仁人通过循序渐进的改良来完成，这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大同书》的内容虽极复杂，但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对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历史进化思想的阐扬，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批判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构想，不愧是独具特色的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启蒙著作，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显著进步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终结和近代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