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书名。明代丘鲌著。是以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著作。内有： 总论制刑之义、定律令之制、制刑狱之具、明流赎之意、详听断之法、议当原之辟、顺天时之命、谨详谳之议、伸冤抑之情、慎眚灾之赦、明复仇之义、简典狱之官、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等章。该书主要阐发了 “天讨至公”、“应经合义”、“人法兼重”、“慎刑恤狱”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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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丘浚著。全书1卷12篇，乃作者“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汇辑10年”而成的一部专门论述“治国平天下”的著作。在法律方面，既系统总结并发展了封建正统理论，又结合晚明政治需要，提出了某些富有新意的主张。本书是了解晚明法律思想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有清御制重刻本行世。

大学衍义补

一百六十卷。明邱浚 (1420—1495)撰。邱浚字仲深，琼山（今海南海口）人。景泰五年 (1454) 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精熟典籍，著有《家礼仪节》、《邱文庄集》、《投笔记》等。此书为补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而作。他认为《大学衍义》只论述为治之理，而未讨论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内容。虽然真德秀又著《读书记》，自称为《大学衍义》的下编，但只采录名臣事迹，又为草创未完成工作。故邱浚广采经、传、子、史各书中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并附以自己的见解，撰成此书。全书共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十二目，每目又分若干子目。卷首一卷，补真德秀《大学衍义》中“诚意正心之要”。真德秀的“诚意正心之要”只分“崇敬畏”、“戒逸欲”二目，此书补“审几微”一目。全书先引诸说，后加“臣按”为作者自己的见解，每目之后皆有总结大旨。邱浚撰此书的宗旨，是为朝廷提供借鉴，矫正时弊。书中他把建立封建伦理纲常看成是稳定国家的基础和重要条件，所谓“人君为治，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伦理是也。伦理既正，则天下之事，井然各得其理矣”(《大学衍义补》卷一 《正朝廷》)。认为天下之事，无一不本于礼，君子必须以礼而辨，亲疏以礼而定，嫌疑以礼而决，同异以礼而别，是非以礼而明。治国平天下之本在于修身，而修身必须以礼。礼之本为孝，事亲孝然后可以移于君，居家理然后可以移于国。人子事亲，不单要尽其孝，尤当致其敬。孝而不敬，非孝也。他强调国以民为本。认为国之所以为国，是因为有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故圣明的君主，知道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君主所以为君主，是因为有民，无民则无君主。他针对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在书中大胆建议，“许人泛海为商”，所贩货物抽税后许其变卖，这也是“足国用”的一个途径。他还提出 “听民自便”反对 “与民争利”的主张。认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主，君主专其利是违背天意，应该让百姓自煮食盐，自煮自卖，只要报官上税就可以。邱浚博学多识，熟悉经史，故取材较丰富，议论多关政治。书成上奏之后，得到孝宗嘉奖，命录副本，付书坊刊，他又摘录书中要点下内阁议论实行。神宗时，又命重刊，神宗亲自为书作《序》，可见此书在当时很受重视。但书中也有所回避之处，如对宦官专权不敢涉及。另外，有些议论也有失偏见，如讥范仲淹多事，谓秦桧有再造之功，为当时及后世学者所指摘。有明弘治初刊本，陈仁锡刊本，张溥刊本，《四库全书》本。

《大学衍义补》

明代邱浚所撰反映其治国平天下主张的著作。南宋学者真德秀 (1178—1235) 著《大学衍义》，以为懂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和齐家四者“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 《大学衍义序》)。邱浚认为 《大学衍义》 中无“治国平天下”条目，因“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大学衍义补· 序》)，“竭毕生精力”，作《大学衍义补》。卷首以《审几微》补《大学衍义·诚意正心之要》，后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题，分列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12目，目下分节。各节博采经传子史之议，附按语以陈己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等各方面。在《审几微》 中，根据“存天理”、“遏人欲”的说教，要君主“谨理欲之初分”。解释“几”、“微”说：“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是之谓几”；“微者，几之初动，未大者也”。“审几微”意即从预防产生最初的恶念开始，防患于未然。《正朝廷》强调养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将养民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巳”。为了养民就要重农，“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之本，尤以重焉”，批评后世朝廷很少关心“农民之事”，不知道一切政治活动“本意之出于为农”，违背了《洪范》农用八政之本旨”。《正百官》批评科举，希望改革考试办法，主张“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固邦本》强调重农传统，要人君将《尚书·五子之歌》 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座右铭“铭心刻骨”，并强调井田制不可复，反对以复井田的办法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批评井田可行于“国初人寡之时”的观点，指出即使可行，等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之后，亦终归于隳废”，认为限田、均田、口分、世业等法也终非长久之计，“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提出“配丁田法”的土地改革方案，主张规定期限，期限之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过问”，期限之后，一丁只许占田一顷，最多不超过150亩。并规定以田、丁互相结合来定差役，将限田和均赋役结合起来。关于救荒、指出“古之善为治者，恒备于未荒之先， 救之已患之后者， 策斯下矣”。 主张义仓米储入官仓，凶年时选择可靠官员负责，将粮食运往农村给散； 凶年有穷人卖儿女的，由官府收买，运往边郡交军士抚育，以充实边域； 为增加粮食储备，主张将仓米出纳时“尖入平出”，所得余米存仓“以待荒年之用”。《制国用》认为“《大学》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从“为国理财”的角度出发，提出“经制之义”的新概念：“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限度），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要求统治者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取财有义，用财有礼”。另就货币的产生及货币职能、货币铸造权、纸币流通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货币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而产生的：“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将货币的职能归结为“钱以权百物”，“所以通百物以流行四方”，强调封建国家垄断铸币权的完全必要：“钱币乃利权所在”，故必须“利权常在上”。反对铸大钱，主张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必物与币两相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 称赞南齐孔𫗱“不惜铜”“不爱工”为“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对纸币流通提出尖税批评，认为纸币是人君“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的表现，不合“天意”。以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来否定纸币流通。指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制国用》 中还谈到开放海禁问题，一方面认为中外通商有利于外国，“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之物”； 另一方面又称开放海外贸易，国家从中抽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够用之一端”。这是将对外贸易看作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固邦本》、《制国用》 两部分共22卷，是《大学衍义补》 中谈论经济问题的重要部分。就其涉及经济问题的范围之大和讨论的问题之多而言，《大学衍义补》 一书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参见“邱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