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与豪放派

将唐宋词从总体上划分为“婉约”与“豪放”二派，始于明、清的张綖、王士祯，虽然此后还有三派说、四派说、七家说、十四体说等，但皆不如二派说影响太。“婉约派”不仅被视作唐宋词的一大流派，而且被奉为“正宗”，尽管在推谁为“宗师”等问题上略有分歧(或秦观、或李清照等)，但“婉约派”的“正宗”地位未被否定过。“豪放派”则往往被看作是在“婉约派”之后出现且与之对立的一大流派，苏轼和辛弃疾被公推为此派的盟主，尽管亦有人肯定其价值和意义并欲为之争取与“婉约派”齐驱并驾的地位，但传统的词学批评仍将它视为“别格”或“变体”而多所贬抑。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词学界则又极力推尊“豪放派”，并以二派之概念范畴对所有唐宋词人进行划线排队和褒贬抑扬。然其间亦有人持不同见解，如詹安泰曾指出以二派论唐宋词不过是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一套的翻板，任何文体都可通用，要真正说明唐宋词的风格流派，二派说未免简单化，因此他按风格的差异将宋词流派细分为八派。到了八十年代，则进一步有人对传统的二派说提出疑义，指出“婉约”与“豪放”仅是讲风格，而不是“派”，将唐宋词人截然分为二派固失之笼统，以“正”、“变”论二派或褒贬之亦属一隅之见。进而更有人起来明确反对二派说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划分的依据，如吴世昌就从唐五代两宋词特别是苏轼等代表作家的创作实际，以及“婉约”与“豪放”二语的本来意义与后人附加的含义等方面，阐明北宋无“豪放派”，苏轼非“豪放”领袖。对南宋词，吴氏虽未否定所谓“豪放派”的存在，但认为用“豪放”二字概括有所不适。此论一出，或赞成或反对，争论颇烈。其中亦有较为中立稳妥的观点，既沿用二派说，又作细致之分析，或主张对“婉约派”与“豪放派”都应该作两点论，不能厚此薄彼，或认为以“婉约”、“豪放”二派论词，既有长处亦有不足，其长处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其不足在于显得粗略，妨碍了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