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党争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五月，吕夷简任宰相，求仕进者往往出其门。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认为，封官授职，人主应知道迟速升降的顺序；提拔和贬退近臣，不应全听凭宰相。吕夷简大怒，告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于是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被斥为仲淹朋党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均遭贬迁。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欧阳修知谏院，富弼、韩琦也都进用。仲淹等人在宰相杜衍支持下推行庆历新政。翌年，反对派夏竦又一次指责范、富、欧阳为党人，内侍蓝元震又重提景祐年间旧事，称范等“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仲淹、弼知现位不保，自请出为外官。事隔五年，杜衍罢宰相，余靖、尹洙、欧阳修也牵连被贬。夏竦仍不罢休，诬陷富弼曾经暗派石介入契丹，妄图起兵谋反，仲淹、弼因之被解除所兼任的安抚使。
 庆历四年(1044)四月，为了驳斥夏竦所加的朋党罪名，欧阳修乃作《朋党论》,文中有语：“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庆历党争是宋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双方反复持续十余年。其间，吕夷简、夏竦均曾以诬告得手，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的范仲淹等，往往无可奈何。

庆历党争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百官图》，指责宰相吕夷简“进用多出其门”，被吕夷简诉为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贬窜饶州。余靖、尹洙等人上疏为范仲淹辩护，王质等为范仲淹饯行，欧阳修指责谏官高若纳党附吕夷简，不能仗义执言，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等，他们先后遭到贬窜。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入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王素、蔡襄、余靖等人为谏官，吕夷简罢相。石介等人也对吕夷简等人任人唯亲，结成朋党，进行了猛烈抨击。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等人再次被斥为朋党，并相继被贬逐出朝。庆历五年，已被逐出朝堂的富弼、范仲淹等又被解除了安抚使之职。庆历党争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