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大词典︱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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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新词语是社会发展和演变的符号，尤其在社会巨变时反映最为明显。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会有反映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的词语。远的不说，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情况，即可充分说明。 　建国初期，万象更新，反映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如“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等。社会的大变革，带来社会风气的大变化。即使日常生活用语，也有相应反映。人们见面，一般不再称“先生”、“小姐”，而改称“同志”；如果提及对方的丈夫或妻子，一般不再称“先生”或“夫人”，而改称为“爱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是一番景象。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造反派”、“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棚”、“喷气式”、“夺权”、“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等等新词语，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红色”恐怖跃然于言谈之中，媒体之上。 　改革开放后，旧貌换新颜。新词语随着社会的变化应运而生，如“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经济特区”、“三个代表”等等。这些词语如同一阵春风，不仅扫除了“文革”语言中的极左流毒，而且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气象。 　新词语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对记载历史、研究历史、保存文化、发展文化都有重大意义。无论前者后者，都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用辞典形式对它进行疏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就是整理文化遗产，以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 　即使在一定时期出现的昙花一现的新词语，也是某种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仍有重要作用。譬如现在的青年人，对于前面说过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喷气式”、“牛棚”等“文革”语言，已经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而在这一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奇特历史中形成的语言，无论如何荒谬，仍不失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面镜子，因而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对它进行整理，让后代人永远记取历史教训，是学术界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至于改革开放后的新词语，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创建国后的历史纪录。这些新词语既是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的心声，又是新时期科学文化、风土人情和人际关系不断演进的写照，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其重要意义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虽然风云万变，新词语层出不穷，但在1987年之前，却无一本像样的新词语辞典问世。可以说，辞书领域还有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87年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闵家骥等编著的《汉语新词词典》之后，新词语词典争奇斗艳，一发而不可收拾(参见本书“附录二”)。 　许多新词语辞书问世，虽然多有重复，质量参差不齐，但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逐步改进，逐步提高，却是基本趋势。从而，不仅填补了汉语辞书的空白，而且大大改变了汉语研究和汉语辞书远远落后于语言变化的实际状况，并使祖国的文化宝库中增添了新的硕果。 　在众多新词语辞书中，亢世勇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堪称为集大成者。 　《新词语大词典》收词2万条，远远超过所有同类书。一般同类书收词，多则1万，少则千余。收词太少，不仅不足以反映新词语现状，而且，读者查十缺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辞书解惑释疑的作用。《新词语大词典》收词，涉及新造词语、旧词新用、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外来词、缩略语、专业用语(进入普通话)、字母词、引申词、借代词、仿拟词等若干门类，还附有网络用语，称之为“大”词典，名副其实。 　《新词语大词典》，不仅词头用汉语拼音注音，而且每个词语(短语除外)都标注了词性，既可以帮助说明词义，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语的用法。词类分为名词、时间词、方位词、处所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状态词、副词、代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等。对两万个条目，逐一甄别定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新词语大词典》在书证方面也很见功夫。它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报系的其他报纸及人民网的语料库为基础立目、释义和取证。一般一个词语都有两个书证。如[大本]〈名〉“大学本科”的简称。与“大专”相对而言。◇调整充实了校级干部51人，使现有干部的学历全部达到大专以上，其中达到大本学历的占63%。(人民日报.1994.4.12) 俗话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一下子就大本了……。(人民日报.2000 .11.27)书证是定义的具体化。它再现这一新词语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惟有在有影响的媒体上取证，才能证明新词语释义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这是编纂者自编书证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包括亢世勇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在内的新词语辞书，在编纂和出版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略谈几点，就教于语言学界、辞书学界的同仁。 　首先，从已出新词语辞典看，收词随意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据徐祖友先生所述(见《辞书研究》1995年第1期《初创既成更待提高》)，有一部新词语词典“飞”字头下收了“飞扬”、“飞红”、“飞报”、“飞步”、“飞奔”等词。据他考证： 　[飞扬]“放纵”义已见于《庄子·天地》，“心神不定”义见于《后汉书·袁安传》，“昂扬，振奋”义见金·周昂《早起》诗。 　[飞红]“(脸上)飞快地出现红晕”义见《金瓶梅》，“犹绯红”义见《红楼梦》。 　[飞报]“迅速报告”义见宋·洪迈《容斋三笔》。 　[飞步]“疾步如飞”义见南朝宋·鲍照《拟古》诗。 　[飞奔]“疾跑”义见唐·韩愈文。 　从中一眼就可看出，这些词由来已久，收入古汉语词典尚可，收入新词语词典，不伦不类，是一个明知故犯的错误。 　有些词语，如“打”字头下的“打白条”、“打成一片”、“打棍子”、“打横炮”、“打屁股”、“打前站”、“打头阵”、“打退堂鼓”等；“大”字头下面的“大部头”、“大吃大喝”、“大道理”、“大锅饭”、“大红伞”等，虽不属古汉语词语，但早已使用，本义和喻义与现在没有原则区别。把它们收了进来，违背新词语词典的宗旨和体例，从而影响辞典的质量。众所周知，媒体上所用的词语，并不都是新词语。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等报刊用过这些词，有书证可据，于是它们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语词。同样，《现代汉语词典》未收的词语甚多，不能认为它未收的词语就是新词语。 　2003年《青年一代》6月号文章《今日流行语》中，有“青蛙(俊男)与恐龙(丑女)”、“海龟(海外归来创业的留学生)”、“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分子)”、“北大荒(北京大龄还‘荒’着的女性)”等新词语。网上又有“菌男(俊男)”、“霉女(美女)”等新词语。这些词语如果不是低级下流，也属于庸俗无聊，都是对汉语语言的亵渎。在新词语兴旺而又泛滥之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辞典收词与其过宽，不如稍严，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一些不堪入目的词语，即使书证再多，也应拒之于新词语辞典之外。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在治学之中，常常因一词之源，费尽周折。《辞源》要求“结合书证，重在溯源”；《汉语大词典》要求“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可见语文辞书溯源的重要。 　“卧薪尝胆”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破釜沉舟”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词源就是知识，而辞书就是知识的结晶。重视辞书的知识性，尽可能交代新词语的出处，是编出出类拔萃的新词语辞典的重要条件。 　据徐祖友先生考核，在新词语辞书中，唐超群先生主编、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词新义辞典》，熊忠武先生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已经注意此事。两书对不少新词语流行的背景、原因、年代等尽可能作出解说。这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由于新词语产生的年代，一般就是编纂者生活的年代。因此，新词语溯源远易于古词语溯源。例如，“扫黄”产生于1989年秋，[非典]产生于2003年春。新词语一般都为编纂者所熟悉或容易找到根据。这项工作如果现在不做，若干年以后再做就难上加难。 　最后，同类辞书并不是不能出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没有比较，没有鉴别，从而也就止步不前，没有提高。但规模相近，释义相近，书证相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毫无自身的特点，这样的重复，几乎没有意义。在我国，新词语辞书，早已不是有无问题，而是提高问题。提高并不仅仅在于溯源，还涉及收词、义项、定义、书证、排检等各个方面。 　历史的长河是无止尽的，新词语和新词语辞书也是无止尽的。从基本方面来说，亢世勇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或许是汉语新词语辞书的分水岭。它不仅为新词语辞书的第一阶段划上了一个句号，而且为未来的新词语辞书开了一个好头。长江后浪推前浪，此后，新词语辞书更应在质量上狠下功夫，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精雕细刻，后出转精，在前人的基础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才是新词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的方向。 巢峰　 　2003年6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