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理论批评mingdai wenxue lilun piping

自明初至清朝入关前的文学批评。明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十分兴盛，而且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思想。
明代前期，文学理论基本上是承续元代的格局，没有新发展。宋濂继承郝经、刘将孙的观点，提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主张师古而不师心，师其意不师其辞。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提倡歌功颂德。并且注重声律，认为“虽字有舛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
明代中叶，兴起了反对台阁体浮靡文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思潮。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首倡格调说，从音调、法度着眼师法杜甫。此后，前、后七子先后继之而起，树起复古的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以求洗涤台阁诗风，振兴正统封建文学。李梦阳力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不露模拟的痕迹。谢榛《四溟诗话》立论较为通达，他主张广采初、盛唐诸大家之“花”，酿成自己之“蜜”，“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王世贞也提倡“学古而化”，主张诗歌要华与实统一。这一时期文坛上也出现了反对文学复古思潮的倾向。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唐宋派，推崇唐宋散文，提倡“直写胸臆”，“自为其言”，“委曲详尽”。
明代后期，在文学理论上，同正统封建文学观念相对立的反复古主义思潮高涨起来，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相继而起，反对复古思潮。他们主张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提倡自由“任性”地创作和愤世骇俗之作，并要求发展“今日之文”。李贽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不夹杂任何传统观念的“童心”，主张打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和各种传统清规戒律的桎梏，追求文学的解放和愤世骇俗的风格。他称“世之真能文者”皆“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蓄极积久，势不能遇”，乃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他还提倡“迩言”，即“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道古录下》)，他打破了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这些“今日之文”为至文。深受李贽影响的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自然天真，任性而发。
这一时期，小说、戏曲理论十分兴盛。徐渭的《南词叙录》是第一部论南戏的专著。他主张曲词要本色通俗，“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使“畸农市女顺口可歌”，反对“文而晦”的藻绘风气和拘守宫调。以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在戏曲理论上，强调曲调应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充分表现人的“至情”，反对吴江派“按字摹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吴江派的领袖沈璟，主张曲词要“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过分强调音律，强调“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并且把本色理解为“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有力地推动了戏曲理论的发展。
明末文学理论又发生了变化，东林、复社倡导“复兴古学”，正统儒家的文学思想有所回升。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戏曲论著，比较著名的有吕天成的《曲品》、王骥德的《曲律》、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等。王骥德的《曲律》是明代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戏曲论著。他提倡“关风化”，既“守音律”又“尚意趣”；既“用本色”，又“用文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