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苏武往还书
敦煌存汉人书信两篇。见P.2498,末题“天成三年(928 )戊子岁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书记”;P.2847,末题“丁亥年(927)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辨惠未时写了”; P.3692,末题“壬午年(922)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书记之耳”。三本互相校补,得李陵与苏武书一篇,苏武答书一篇。陵书劝苏武降匈奴,武复信则斥责其有七大罪状,谓以松柏为心,虽沧海桑田,终不移志。这与《艺文类聚》卷30收的《李陵与苏武书》、《苏武报李陵书》、《李陵又报苏武书》三篇大相异趣,因此这两篇托名李陵、苏武的往还书,从文字风格和内容推断,当是敦煌地区学人所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河西民族战乱频仍中人民的思想愿望。
李陵苏武往还书
敦煌存汉人书信两篇。见P.2498,末题“天成三年(928 )戊子岁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书记”;P.2847,末题“丁亥年(927)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辨惠未时写了”; P.3692,末题“壬午年(922)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书记之耳”。三本互相校补,得李陵与苏武书一篇,苏武答书一篇。陵书劝苏武降匈奴,武复信则斥责其有七大罪状,谓以松柏为心,虽沧海桑田,终不移志。这与《艺文类聚》卷30收的《李陵与苏武书》、《苏武报李陵书》、《李陵又报苏武书》三篇大相异趣,因此这两篇托名李陵、苏武的往还书,从文字风格和内容推断,当是敦煌地区学人所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河西民族战乱频仍中人民的思想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