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黄生《唐诗摘抄》云：“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唯寄弟数首及此作而已”。方东树评此诗云：“通篇一气，而沉著激壮……与流利轻滑者不同。”(《昭昧詹言》卷十七)邵子湘也称其“一片真气流行”，“为神来之作”(《杜诗镜诠》引)。

本诗作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春，时距安史乱起已八个年头，而自杜甫入蜀算起，亦已四历冬春。此时诗人虽已在成都建起了浣花草堂，又新近至梓州迎取了妻儿，然而国破之痛、桑梓之思却刻刻萦于心头不能暂辍。“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泗一身遥”(《野望》);“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始欲投三峡，何由忘二京”(《悲秋》);这些就是四年来诗人歌唱的主调。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王师先后克服东西二京，眼见曙光在望。焉知形势苍黄，次年六月，史思明再叛。越冬至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大败于滏水，九月李光弼败退，洛阳再度陷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李光弼又败于邙山。二年间，大片土地，再陷敌手。其间唐军虽有局部胜利，形势却如犬牙交错，前程难卜。这样诗人出蜀的愿望眼见将归于破灭。然而到了宝应元年夏李光弼、田神功睢阳一役大破史朝义，使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十月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会同回纥兵收复东京，光复河南失地，十一月渡河北进，追灭史朝义，河北叛军纷纷降唐。至宝应二年早春，史朝义败亡自杀，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长期的积郁，至此一扫而空；濒于绝灭的企望，眼看将成为现实。喜讯传来，如拨云雾而见青天，遂催起起联惊挺突兀的吟唱。金圣叹《杜诗解》卷四批云：“先生在剑外，刻刻思归洛阳，为因祸乱未息，朝中绝无动静，反放下念头过日子，谓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得听好消息。今一传到耳，且不问事之虚实，不觉大喜遍身。喜极反泪，此亦人心之常，勿作文章反跌法会去了也。”此评甚有见地。诗题为“闻官军”云云，但起句先不及“闻”字，却以“忽传”字沟通“剑外”与“蓟北”数千里空间，并勾起次句“初闻”二字，遂逼出“涕泪满衣裳”。这就是所谓“反跌法”。但是这一反跌并非苦思结撰的产物，而是郁勃的激情的突发。故发端先得引满而发之势。

带着激动的热泪，诗人回看共经患难的老妻少子，他们往日攒眉泪眼的愁状已不知向何处去，于是自己也不禁“漫卷诗书喜欲狂”。颔联是首联的自然发展，共写“初闻”之惊喜，而顺叙中，心理又有一层曲折。首联着重于惊喜之“惊”，颔联则着重于“喜”字。喜讯乍来，犹如梦中惊起，这是否是真事实情呢？待到回见妻子的高兴神态，诗人更证实了喜讯之不虚，于是由喜极似悲，复又大喜若狂。金圣叹批云：“‘漫卷诗书’妙。身在剑外，以致惟以诗书消遣过日，心却不在读书上。今已闻此捷音，极其得意，要这诗书何用？见摊在案头者，趁手一总卷去，不管他是诗是书，一类非一类也。写初闻光景如画。”(《杜诗解》)所谓“写初闻光景如画”，正是说的在写初闻实情的细节中，入神地传达出诗人的曲折的心理状态。

首二联写初闻捷报之惊喜，就笔法看，“忽传”勾出“初闻”，“初闻”带起“却看”，“却看”引起“漫卷”，“愁何在”一笔侧写，最后落到“喜欲狂”，诗势似贯珠走盘，一气而下。然而在这狂喜中实蕴有八年来的深痛极哀；故而在一气流转中更有百折千回的感概，正如方东树所云“沉著激壮”，“从肺腑中流出，故与流利轻滑者不同”。

“喜欲狂”是上四句初闻惊喜的结穴，又是下四句由惊喜而展望的发轫。因“喜欲狂”，故而竟放歌纵酒。纵酒高兴，遂更生买舟返乡之遐想。虽然此身尚居蜀中而此心早已高举远翥，在“白日”辉映“青春”明丽的美景中，归返的心情如此急不可耐。“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金圣叹又批云：“‘即’是即刻，‘便’是便易(按便当释随即就，金说小误)。巴峡在重庆，巫峡在夔府。‘穿’字见甚轻松，有空即过去也。巫峡顺流而下，遂至襄阳，此是一水之地，故用‘下’字。洛阳已是陆路，故用‘向’字。此写闻过即欲还乡，神理如见。”金说鞭擗入里地抉示了诗人当时因狂喜而沉浸于想象中的情态。他不仅具体地设想了一路的节节行程，更如身历其境般地品味着归途中的河光山色，消受着内心的无比喜悦。这两句句法类同，又连用四个实际存在的地名。一般说来，作诗实则易滞，类同易板，但杜甫用来却“不嫌直致”，因为他写来“情事分明而又皆虚拟，”(均方东树语)种种具体想象中无不洋溢着似痴若醉的欢快情兴，这种情兴贯穿在“即从”、“穿”;“便下”、“向”，四个虚词中，前后勾连，带动了四个实词。这样以虚为实，由实生虚，虽然二句四地名，句法类同，而读来却有春水送舟，历历如画之感。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不着议论，不发感概，而神韵悠远，寻绎不尽。

王嗣奭《杜臆》总评此诗云：“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确实，由真朴的激情而产生的喜跃的意兴是贯通全诗的神理，它随情曲折，从而使一气流注中具有夭矫之势、顿挫之致。这就是本诗的精髓。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代表着杜甫七律中一类在诗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别格。杜甫之前的七律，其主流虽有沈(佺期)、宋(之问)之工丽缜密与王(维)李(颀)之“精华秀朗”之别，而大抵以风华芊茂，兴象超妙为共同特点。七律至杜甫而大变，姚鼐《今体诗草序目》称“杜公七律，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可以盛唐限者。”本诗即其诸多变格中的一种。它的主要特点是直抒胸臆，不加藻饰，易初盛之重韵而为重意重气，并多借助于虚词的勾连映带，遂形成流畅跌宕的新格调。这一格调至贞元时起为许多诗人所取法，而至刘禹锡、白居易手中更进一步发展而成为元和长庆间七律的主调之一，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七律亦多从此窥入。刘、白，苏轼的七律，颇多佳什，然正如后人所论往往不免轻利粗豪之病。而这在杜甫此类作品中却极少产生。因为杜甫此类作品之流畅跌宕，乃是以其博大深沉的感情为底蕴，在流荡中兼寓着方东树所说的“沉着激壮”之致。因此我们可从中领悟杜诗之正格与变格的主从关系；领悟诗史上这类七律的流变得失。执正驭变，以“沉着激壮”求“流畅跌宕”，是此路诗作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