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论

肯定欲望是人的生理机能，认为通过思维判断的某些欲望可以得到满足，主张对人的欲望予以适当调节引导的理论。在战国荀子以前，诸子对欲望问题已有所涉及，但大多浅尝辄止，未作深入分析。儒家孔孟肯定人们有欲望，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人们的欲望，但同时也要求人民节欲和寡欲。例如，《论语·里仁》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离娄上》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孟子·万章上》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 ……”。《孟子·告子上》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墨子》主张忘己济物，清心寡欲，只要求满足人民的简单物质欲望，对欲望本身基本没有论述。道家无论主张纵欲和主张无欲、寡欲的学者，对欲望本身也未作详细分析。《管子》从人们经济生活出发，主张顺民所欲。较多分析了对欲望满足与不满足所产生的后果，但是对欲望本身仍论述不详。商鞅提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商君书· 算地》)，但认为“从 （纵） 六淫，国弱” (同上书，《说民》)，主张抑欲。只有荀子第一次形成了较有系统的欲望论。荀子认为欲望是人的生理机能，“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非相篇》，要求这些生理机能得到满足是人的本性，故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宋鈃的寡欲论及道家的去欲论。墨者宋鈃认为“人之情，欲寡”。荀子反驳说，若人之情确是欲寡而不欲多，则无异于说“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且赏罚也将无以发生作用，成为“以人之所不欲者赏，以人之所欲者罚”(同上书，《正论篇》) 的荒谬行为； 如果以道家所谓去欲为途径治理国家，而不选择使人们欲望得到适当满足的途径，其结果只有为人的欲望所困，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同上书，《正名篇》)。虽然人们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但“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 (同上书，《性恶篇》)，争则乱，乱则穷。因此，荀子提出节欲和道欲，即主张将人们的欲望予以适当调节和引导。荀子将欲望本身及满足欲望的要求区分开来，认为“欲”“受乎天”，而追求欲望得到满足的“求”则“受乎心”(同上书，《正名篇》)，要满足“受乎天”的一切生理欲望显然不可能，但是，人们以一定的实践经验为依据，通过分析其满足的可能性，对那些判断为可能满足的欲望，可以大胆追求，予以满足。引导满足欲望活动的原则是： 对可能满足的欲望务求至少近似满足，对不能满足的欲望则应适当加以节制：“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求节” （同上） 荀子关于人的欲望虽无穷无尽永不能完全满足，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得到满足； 将物质欲望本身与通过理性思维作用决定的所谓“求”区分开来； 以及关于人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可以“两者相持而长”的认识，涉及封建经济的决策以及社会生产的目的等带根本性的问题，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有较重要的意义。但荀子的欲望论虽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承认了“欲”的阶级差异，对整个欲望论所作的分析却是在脱离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抽象进行的。他夸大思维的作用，将欲望的满足归结于思维的独立活动，并主张贵贱贫富不同阶层的人按照各自的条件尽情满足欲望，为富有者奢华享受提供理论根据，这些都是较严重的不足。战国末吕不韦及门人在 《吕氏春秋》 中对欲望也作了较有特点的概括，主张刺激人们的欲望，利用人们对欲望的追求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故人之多欲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少欲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善为上者，欲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得用亦无穷也。”(《吕氏春秋·为欲篇》) 先秦儒家由于不能区分人的本能要求和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把物欲同情欲、权欲混为一谈，并用道德标准加以衡量，因而客观上否定了人类谋取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这些消极方面对后世儒家产生较大影响。宋代朱熹将伦理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反对讲求“功利之学”及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