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知录》

也作《祝子罪知录》。明祝允明撰。凡10卷。其凡例有五：举、刺、说、演、系。“举”用来“是是”，“刺”用来“非非，”“说”用来“原是非之故”，“演”用来“布反覆之情”，“系”用来“述古作以证斯文”。全书分论人，论诗文、论佛老、论神鬼妖怪四部分。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以“自然”为核心。他主张作家应该达到对于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认识的统一，并借助于高超娴熟的艺术创作予以表达，不作刻意的追求而暗合创作的规律性，以达到一种“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境界：“含灵结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气”，“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宜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以此为基础，他倡导以六经为典范，认为“凡古今之文，键枢治教者，毕集于兹；而为文之体要貌态，亦斯咸备。”他提出的这样的基本观点：“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学文者应自唐而求至乎经”；“今称文，韩柳欧苏四大家，又益曾巩、王安石作六家者，其谬误人”。他十分注意文质关系，认为文体既立，其状各异，当不偏于质，也不黩于文；“虽文质相须，语厥为体，必文披质，所以谓之文而不称曰质”；对于前代的散文作品，他认为应当随时相宜；“时雅而雅，时奇而奇，时繁而繁，时简而简；”反对剧烈变革，刻意求新。他认为韩、柳之变，已矫枉过正；欧、苏涣漫，固合枯短，曾、王宜为丰实，却又转薄。宋代四家情状虽殊，他们的弊端却是一样的；“过矫坠偏，枯瘠刻削，而弗准于中庸矣。”他的观点颇为新奇，为常人所不敢言；虽然主张宗经复古，却不入七子秦汉派阵营，也异于以后唐宋派的主张，在当时复右大潮之中，自成一家，为后来的屠隆，李贽等人所推崇。他聪颖过人，放诞自负，所以“举”、“刺”予夺之间，持论亦时有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