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巵言

诗话著作。明王世贞撰。该书八卷。据书前自序称，前六卷初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其后“岁稍益之”，至嘉靖四十四年始脱稿，由里人梓行，至隆庆六年(1572)增入后二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全书共四百七十馀则，以评诗论法为主。其内容编次，大体上卷一为分类摘录前人论诗文之语及分体论诗歌作法，卷二、三历评《诗经》至汉魏六朝诗人，卷四专评唐宋诗人，卷五专评明代诗人，卷六、七、八多证诗人佚事兼及评议。“其持论，文必两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这是王世贞论诗的基本观点，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复古、拟古倾向。他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一方面反对那种让人一望而知的“剽窃模拟”，说是“诗之大病”；一方面又提倡不着痕迹的巧妙模拟。其诗学理论的核心，仍是“格调”说。但他对“格调”的阐述，也与李梦阳、李攀龙不尽相同。他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就在“格调”说中引进了“才”、“思”的概念。“格”自“调”来，“调”自“思”来，“思”自“才”来，而这个“才”，则大抵相当于严羽所说的“别材”。论诗只讲“格”、“调”，不讲诗人的才性，势必要走到刻板模拟的道路上去。王世贞强调“格”、“调”建筑在“才”、“思”的基础上，便注意到了艺术构思和才性的问题，具有为“格调”说补弊纠偏的意义。所以，他一方面讲“格调”，讲“法”、“句法”、“字法”；一方面又讲“妙悟”，讲“兴与境诣”、“神与境会”，“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神韵”说其实已滥觞于其中了。在《艺苑巵言》中，王世贞还用了大量篇幅对历代诗人进行评论，发表了不少较好的见解。但他推崇盛唐，贬抑中晚唐，尤贬宋诗，偏称明诗的倾向也很突出。如称韩愈“于诗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他语”；称“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此是定论”；称李贺“师心，故尔作怪”；称宋欧阳修“不识诗，自标誉能诗”，“是一夜郎王耳”；称王安石学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称苏轼“之与（李）白，尘矣”；称黄庭坚、陈师道“点化”李、杜诗句，“丑态毕具，真点金作铁手耳”。凡此等等，均不无偏颇。而于明代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人，则又吹捧过甚，如称“歌行之有献吉（李梦阳）也，其犹龙乎！仲默（何景明）、于麟（李攀龙），其麟凤乎！”称律诗“古惟子美，今或于麟，骤似骇耳，久当论定”。此等溢美之词，亦不足为定评。王世贞晚年在《书西涯古乐府后》中曾自我批评说：“余作《艺苑巵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麟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相，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可见他晚年已开始觉察到复古、拟古的流弊和当年持论之偏。有《弇州山人四部稿》本、《历代诗话续编》本。

艺苑巵言

明王世贞撰，八卷。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本书论诗体现了其复古主义观点。他推尊秦汉古诗为“第一义”，因而以之为师法的榜样和捃拾之源泉。但同时又反对机械地模拟古人诗作，认为古人之诗有法而无定法，《诗经》、《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诗都是“极自有法”而又“无阶级可寻”，因而要求“熟读涵咏”之后能“一师心匠”，从而才能创作出“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好诗。作者论诗，极重诗歌之“境”，认为言情与征事应有机结合，偏向任何一方，“境皆不佳”。而象阮籍《咏怀》诗“遇境即际，兴穷即止”那样，就得其佳境了。于造境之辞，主张“实”、“华”并重，妙丽而又精深，因而作者在评三曹诗歌时，认为曹植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原因即在于“材太高，辞太华”，从而破坏了诗歌之境；而陶渊明诗虽然清新隽永，“有自然之味”，但过于质朴，又未“庄严佛阶级语”。因而，文质必须并重才得其妙。作者论诗时，并未完全囿于复古主义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