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朝对降敌者以六等定罪

安史之乱，唐朝之臣有的投降于贼，为虎作伥。至德二载(757)，唐朝对部分叛者加以处理。有人主张一概处死。李岘认为，这些人多是亲贵及其子孙，如果一概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如果从宽处理，“足开自新之路”，若是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唐肃宗采纳了李岘的建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按此办事，陈希烈等罪臣赐死。或传尚陷贼者闻知陈希烈等处死，便罢了悔过之念。肃宗了解了这个情况，也很后悔。
司马光的评论，强调臣忠不贰。说：“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故他赞成按罪议刑，认为陈希烈等该死。并指出：陈希烈等亲贵，“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这种人不处死何以儆戒后人。故他认为，“六等议刑”是可以的，没啥可悔。
同时，司马光指出两点：(1)像颜杲卿、张巡等忠直之臣，“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敌手。”于是指问：“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2)一些微贱之臣，“谋议不预，号令不及”，命运不由自主，“乃复责其不能扈从，不亦难哉！”这正是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