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调整与“务实外交”的推行

自1987年7月解除戒严后，国民党开始对其长期坚持的顽固僵化的大陆政策进行调整。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除公职人员、现役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外，凡在大陆有血缘、姻亲、三亲等以内亲属者，均可赴大陆探亲。国民党各级党工干部及其家属，经向有关部门报备或核准后，也可前往。对“非法”进入大陆者，不再予以追究处罚。第二，开放与大陆间的信件往来。大陆民众寄往台湾的信件，经台湾邮政部门“技术处理”后，即可送达收信人。台湾民众寄往大陆的信件，则由台湾红十字会通过香港代寄。第三，放宽大陆出版物和录音录像带进口发行限制；允许台湾学术研究机构进口大陆出版物，允许台湾出版机构在取得作者授权后，公开出版发行大陆文、史、科技等各类非政治性书刊；放宽对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限制；除开放民间间接贸易外，还部分解除对煤、棉等大陆原料及枸杞、当归等中药材的进口限制或管制；对台湾厂商直接与大陆进行贸易的行动，当局不加干涉；对大陆经贸资料全面解禁，由有关部门汇集整理后，完全开放陈列，供民众自由参阅。第四，允许台湾民众经第三地赴大陆旅游观光；允许大陆同胞经第三地区赴台奔丧；允许双方人员参加在对方举行的国际性体育或学术活动；逐步开放大陆原材料、半成品的进口；以“个案处理”方式允许台商经第三地赴大陆投资设厂等。在以后，两岸的民间来往日益频繁，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
尽管两岸民间和经贸往来日益加深，但两岸政治接触、统一谈判并没有出现转机，国民党仍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地位。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大权。自此，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同年2月22日，李登辉在记者会上提出要以新的观念处理台湾海峡问题。3月5日，“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询表示，“所谓三不政策只是一种策略性运用而已，并非固定不变的政策”。以上预示着国民党的大陆政策趋向弹性化。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阶段大陆政策》案，宣称“大陆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要以‘安全’‘反共’‘务实’的立场，在‘务实’的基础上更具前瞻性，在‘安全’的前提下，更具开放性”，强调以台湾2000万人的安全与福祉为前提来考虑中国前途与台湾前途。表明国民党大陆政策追求是安全第一，统一第二；台湾的前途高于中国的前途。在两岸关系方面遵循“政经分离”“官民分开”的原则，采取“民间、单向、间接、局部渐进”的措施，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两岸经贸交流的规范化，并适度控制两岸交流的发展。并配以“弹性”“务实”的“外交”政策，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长期化、复杂化。此与蒋经国时代的“不做中华民国的罪人，也不做民族的罪人”有质的变化。1990年5月15日，李登辉公开表示“海峡两岸必须在对等的地位下才有谈判的可能，而两岸的接触有其先决条件及阶段性”。次日，郝柏村也说“一国两府是政治现实”。5月20日，李登辉在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了两岸统一谈判的三条件，即要中共“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不阻挠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1991年2月，在国民党主导下出笼的“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 ，强调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发展两岸关系，“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企图以承认中共来换取中共对它的承认，以“一国两府”谋求对等地位。5月，李登辉在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的记者会中，再次强调“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并承认中共政权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单方面朝着“对等实体”的目标迈进了一步。1992年5月12日，台“国统会”研究委员在经过一番研究讨论后，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达成如下初步“共识”：即认为“1949年以前及未来统一后，‘一个中国’并无疑问；而1949年后分裂的事实也不能否认，在现阶段分裂的情况下，中国的主权应予虚悬或冻结”，“对于‘一个中国’的定位，将仍采取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在承认分裂的状态下，以分裂国家各自代表能有效统辖的区域为限，保持一定的弹性，双方各说各话，但并不影响各自的立场”。5月30日，台“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发言人、“国统会”研究委员兼召集人邱进益以所谓个人名义提出“建议”：海峡两岸比照东西德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的模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同时，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还公开搞“双重承认”。以上表明，李登辉主政后的国民党大陆政策已背离了蒋氏父子时代的“汉贼不两立”的一个中国大陆政策，而走向“一国两府”“一中一台”乃至“两个中国”的轨道。
国民党在调整大陆政策的同时，还大力推展“务实外交”。1986年3月30日，国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承前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议案，宣布将进一步“制定总体外交的全盘策略，统合对外工作人员的整体力量，加强对国际经贸关系、科技合作与民主国家的双边关系，充实对外文化工作，增进国际间对我们的认识和了解”。1988年11月5日，国民党当局正式成立了“海外经济合作发展基金”，从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着手展开外交活动，以稳定与“邦交国”的关系，发展和提升同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重点则是美国、西欧、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开放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国际活动方面，则采取“不回避也不退让、不亲近也不仇视”的方针，发展民间“外交”。但此时，国民党当局还坚持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在官方性国际组织中坚持“一国一席”的立场。李登辉主政后，国民党当局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在1988年2月21日召开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40年来在台湾的真正成就，是在被逼得没有路走的情况下，找出自己的方向。什么方向呢？即弹性外交”。随着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台湾化，由于苏联解体导致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改变了过去“汉贼不两立”的“一个中国、一个政府”的框框，放弃了“汉贼不两立”的原则，走向了“贼来我不走”“贼进我进”的“双重承认”“一国两府”的政策。1989年，国民党籍“立委”林钰祥在“立法院”质询时提出了“一国两府”的构想，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个政府”。而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外交部”长连战、“法务部”长萧天赞等纷纷表示，“此意见可以做外交及大陆政策研究的参考”。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魏继1975年和1980年两次提出“多体系国家”论后，再次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上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1990年5月6日，李登辉提出，“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对话必须在一个中国、政府对政府和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中共当局要了解，不要在自己的、狭窄的观念思考之下，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在国际上大的场面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中国的问题”。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如果中共当局能“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不阻挠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则我们愿以对等地位，建立双方沟通管道，全面开放学术、文化、经贸与科技交流，奠定彼此相互尊重、和平共荣的基础，期于客观条件成熟时，依据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意，研讨国家统一事宜”。1991年2月，国民党当局抛出的“国统纲领”，提出了“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的主张。6月，在国民党籍“立委”的推动下，台“立法院”通过了“在适当时机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建议案”。同年7月，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双重承认”广告。同年8月8日，李登辉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一个“从不确定的时期到务实的时期”的讲话，并呼应美国政客李洁明的调子大讲“主权再解释”。1992年1月，国民党当局在与大陆有外交关系的拉脱维亚设立“总领事馆”，建立“总领事级关系”，企图寻求“双重承认”的突破。同年3月，李登辉指示研究“重新解释一个中国的涵义”。4月9日，李登辉在“国大”临时会的讲话中提出“将积极争取参与联合国，并希望在未来三年内能受到国际间普遍重视”。5月，台“国统会研究委员会”达成“共识”，即“一个中国”只是“历史、地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李登辉还说，他“从未讲过‘一个中国’”，他“曾认真地查阅过去的资料”，“先总统蒋公从来不说一个中国”。9月，台又和与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签署“政府间相互承认”的联合公报，并称这是其“首次以‘相互承认’方式与中共有邦交国家建立官方关系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买通一些小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11月27日，李登辉提出，“我们绝对不能自我孤立在这个小岛上，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走入国际社会”。1993年1月21日，台“外交部”公布了“外交报告书”，公开宣称今后“外交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尽速重返联合国”。到1993年3月止，尽管国民党还没有公开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已开始对“一个中国”重新做出解释，为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做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