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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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西汉贾谊《治安策》，意思是对于坏人坏事，礼教所起的作用是将它扑灭于萌芽之前，而法制所起的作用是制裁它于已发生之后。

儒家强调礼治，法家强调法治，各执一端，而贾谊这句话有意调和，指出它们互为补充、各有效用。从“礼能防患于未然”这一点来说，贾谊在这里显得更推重礼治，这也是有当时特定时代背景的。

当时秦末大动乱还过去不久，正是贾谊说的“守成”时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被破坏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秩序均需要恢复，此时过分强调法治，容易重蹈秦始皇的覆辙，所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来得更实际一些，效果也会更好一些，这就是贾谊在许多文章中大力鼓吹礼治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