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碑

兩漢時代，盛行建碑碣、構石室、築石闕，後漢尤熾。恐與學堂教育、選舉製度相關焉。孝行乃儒教之本，而“舉孝廉”以孝、廉操行為據，遂使世人志向孝行，其象征物鉅碑碣、大墓墳與日俱增。〈武氏石闕銘〉 有 “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猶獅子），直四萬”云云。《後漢書·崔寔傳》 曰： “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墳塋，立碑頌。葬訖，資産竭盡。”此實徒具弊害與犧牲之虚禮，于國于民皆無益也，因起禁碑之議。《宋史·禮志》謂：“漢以後，天下送死者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 （曹操） 以天下雕弊，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此即指曹孟德 （操） “禁碑令”。
爾後，“禁碑令”行世甚久，但逐漸弛緩。北魏人既從禁令，又難舍傳統習俗，遂“墓志銘”興焉。《隋書·禮儀志》曰：“凡墓不得造石人、獸，惟聽作 ‘石柱記’，名位而已。”實為墓碑之變通形式。迄唐，雖未頒布解除令，但豐碑鉅碣争先涌現，在光天之下各顯偉容矣。